鹿纹是一种反映原始渔猎生活的传统陶瓷装饰纹样。唐代长沙窑有青釉鹿纹褐绿彩注壶,小鹿体态轻盈,边跑边顺盼,是的佳作。宋代缂丝上的天鹿纹移植于瓷器,典型纹饰如定窑白釉盘上的印花鹿纹,画面上两只长角鹿奔跑在枝叶缠绕的花丛中,只鹿回首张望,后一只鹿追赶呜叫。
清雍正 粉彩蝠鹿纹小杯 (一对)
磁州窑枕面上所绘鹿纹动态不同,或在山中奔跑、或在草莽间漫步、或卧于灌木中惊望、或立于路途上徘徊,线条流畅写意。明代晚期流行以谐音和寓意象征吉祥的纹样,鹿纹作为“禄”的替代形象常与蝠(福)、寿桃组合成“福禄寿”吉祥图案出现在青花瓷器上。乾隆朝创烧的粉彩百鹿纹尊,把鹿纹的人文含义推到了,乾隆以后及近代仿制品较多。
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传统陶瓷装饰纹样,包含以狮为主的组合纹饰,如狮子与绣球、狮子与人物等。入宋以后盛行狮子与绣球的配合纹饰,习称“狮球纹”。南京博物馆藏明永乐至宣德大报恩寺琉璃宝塔狮纹琉璃建筑构件,狮作为佛教中的护法神出现,造型奇伟,制作。其他典型器有“永乐年制”篆款青花压手杯,杯心绘画双狮滚球,为永乐压手杯的上品。
明宣德 青花狮纹抱月瓶
配铜镀金瓶口、颈、耳。直口,颈中部圆鼓,刻变形蕉叶纹及缠枝花卉,口边左右饰如意绶带耳,刻草叶纹饰,线条自然流畅,构型佳好。
其余部分瓷质,溜肩,扁圆腹,圈足,足底无釉。胎质细腻洁白,釉质清莹厚润。腹两面主题纹饰各以青花绘制双狮,中心为一绣球,狮子身缠绸带,绕球相戏,活泼可爱,妙趣横生。瓶身侧绘青花缠枝花卉,缠枝勾连细腻优美,花卉鲜妍。青花发色浓重明艳,笔法流畅自然。整器古典端庄,器形稳重而不失秀美,
圆硕而扁平的瓶体与优美空灵的双耳搭配,视觉上达到平衡。造型张弛有度,丰富了自上而下的曲线。抱月瓶外形早源自宋元时期流行于西域的陶制马挂瓶,左右双系,用以挂于马鞍之侧,民族特色。
景泰五年(1451)有减饶州岁造瓷器三分之一的记载;天顺元年(1457)曾派中官赴景德镇督烧瓷器,则三朝之中不论官、民窑均有烧造。这三朝的传世青花器物除被称为「云堂手」的人物图器皿外,另有一类以麒麟、孔雀等瑞兽珍禽为主纹的梅瓶、大罐。耿宝昌先生曾指出:「这些器物的风貌与其时画坛高手林良、戴进的画风一致,联系到有关文献记载,笔者认为,这一批青花器,就是继宣德晚期以来的定制,由同一代工匠绘制造就,用于赏赐诸藩王的御窑器」,见1993年出版《明清瓷器鉴定》,74页。
此类单以麒麟入画的十五世纪青花梅瓶极为少见,前文提到一件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麒麟、杂宝云纹梅瓶,见前揭书,74页。
亦可比一件十五世纪青花孔雀麒麟纹大罐,载于东京1976年出版《世界陶瓷全集》
通过观察彩釉的析出层(色彩浅淡的纹饰周围釉彩析出层很少,肉眼难以观测得到,但用湿手一抹,在薄薄的清水层上立即便浮现出来。新瓷没有这种特点),以及眼观手摸细辨釉光,从而不至于买假上当。正是由于这种鉴识釉光的“门秘术”,才使得自己在各式“高仿”之前捂住了腰包,免遭无谓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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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经楼集》。
该书上卷分原始、选材、本艺、家溯四个部分,介绍制陶的基本工艺和制作家。
下卷分丛谈、文翰两部分。丛谈是有关制陶、用陶、品茗的杂记;文翰则列举有关宜兴陶器的著述、诗文,例如周容的《宜兴瓷壶记》、沈子澈的《茗壶铭》、朱彝尊的《陶砚铭》、汪森的《茶壶铭》、吴梅鼎的《阳羡茗壶赋》和熊飞的《坐怀苏亭焚北铸炉以陈壶徐壶烹洞山岕片歌》等二几种。
《阳羡名陶录》是作者“雅慕诸人名,欲访求数器,破数十年之功”(吴骞序)所得,是研究我国及宜兴
发展历史的宝贵史料,在我国工艺技术史上占有要地位。
清末民初,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原来蒙于清宫的大批瓷器呈现于世。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许多瓷器流失海外。在这种情况下,一批知识分子出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而开始了对瓷的研究。下面的几部陶瓷鉴赏著作即产生于这一时期。
陈浏
陈浏,字亮白,号寂园叟,江苏江浦人,生卒年不详。清朝末年,陈浏曾在北京居住了20余年,每日与友人往来唱和,鉴赏古董。该书即是他将日常所见瓷器及个人鉴赏瓷器的心得结合当时商业方面的霈求与价值所作的笔记,尚未归纳整理;但对于瓷器的形制、釉色、款识、颜色等方面的描述及鉴别颊有见地,对于今天研究某些品类的瓷器及对外贸易的历史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