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们见过的,虽然具有许多女性的特征及其抚媚之态,但是,我们仍不敢说她就是女性菩萨。至于讲到上海博物馆藏唐代石雕观音,我们未能一见,可就其所描绘的情况看,亦当为中性,而非为男性,或者是女性,亦不必强为其断。 尽管我们否定了赵先生的许多论据,我们还是承认,在唐代已有表现观音定德的女形像出现的。这是赵先生指出的:“细审《宣和画谱》,至宋徽宗时宫廷中乃敬三幅观音画像,其中“白衣观音像一”,似为唐代的女性观音。”的看法,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后世出现的称白衣观音者,其形象多为女性。或者称为“白衣大士”,其庙堂亦有称白衣禅堂者,主尊多为漂亮的美女形象。除赵先生所举者外,我们还要作补充的是,在今甘肃省庆阳市的北石窟寺有二二二窟(唐代的洞窟)所刻菩萨,而且,极有可能是观音菩萨,她的形象,除人们称说菩萨所具备的女性美而外,还在于其前胸,已由扁平变的突起丰满,女性所的乳房突起,表现的特为,犹如两只小碗反扣于胸部,乳突亦进行了刻意的表现,明显十分。衣饰为菩萨装,我们称其为女性菩萨,当是无庸置疑的。据此我们说在唐代已有女性的菩萨,观音女像的出现,当不致于太谬。 又据画史的记载,在唐代有绘水月观音变相者,其形象如何?因为无有实物的遗留,我们是无法判定的。但是,此变相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或者元代所开的洞窟中,曾多有所见,其主尊水月观音菩萨,则全呈现女性的特点。画面画皓月当空而照,周侧为茂林修竹,巨石砌就的假山,前有长河,清泉潺潺而流向远方,环境幽雅,颇似大家府第之花园,作为变相主尊的水月观音,抚膝悠闲地坐于山旁,她长发披肩,着入时的服装(按:和前时所见的菩萨装迥异,亦不再赤袒上身),神情悠然,目视前方,其前即为有名的《唐僧取经图》。慈悲可亲,具有女性所的特性。她为我们研究唐代出观的《水月观音变相》,提供了重要的参证,从而我们可以推知,唐时人们所绘水月观音菩萨的大致形象、亦证其时已有女性观音的出现。 在这里,我们要作补充说明的是,《水月观音经变相》绘制的依据经典,是长期为人们所不知的,即是在1986年在京都召开的国际美术史学术会议上,专讲此一问题的先生,亦未能指出其依据的经典,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的指出,在敦煌遗书中,现存有五代时期敦煌人物翟奉达,曾为其亡妻抄写的《水月观音经》一卷,现存于天津市博物馆,本院的王惠民曾撰文研究,文章发于《敦煌研究》1992年4期,可供参考。应当注意的是,此经不见于日编的《大藏经》,亦不见于中国佛典的著录,而其所及的内容,则见于其他有关的观音经中,这就是说,它是中国僧人,由其他佛经中抄录有关的内容,然后拼成的,非直接由印度成套传来的,被译为汉文和佛典,从这个意义上讲,亦可称其为伪经,或中国佛经。 对于《观音经》和观音菩萨这一神祇、亦有人称其为中国“土特产”者,即为中国创造之意,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确凿资料,不敢妄说其是与否,但是,我们可以说她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部颇具影响,被人们普遍信仰和崇拜的一部佛经和神祇,如在东京即有《法华经》宣传的寺院。究其原因,是在宋、元以降,观音菩萨已取代释迦牟尼之位,成为石窟,庙堂中的主要神祇变成家喻户晓的神灵,被人们虔诚的供奉着。其二是,凡是中国有成就的高僧、神僧、人们皆称其为观音菩萨的化身,翻阅僧传,我们可以检出许多,在敦煌莫高窟所见的高僧画像,如五代时期开凿的72窟,在其西壁出现的:“泗州和尚圣容像”、“刘萨诃和尚圣容像”等,僧传都称其为观世音菩萨假形化俗者。其三是,此经此菩萨,在我国广为流传开来,并被信仰,创作出变相图之后,亦随着“丝绸之路”而反馈西方,印度诸地,印度阿拉那巴德4号窟《观音经变相》作条幅对称式,中央为菩萨,两侧傍是观音救苦救难的诸多画面。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及人物的造型等,和中国所见的此经变相相比,都几无二致,证明它是由中国反馈回去的,是无容置疑的,至于单身观音像,在世界各地之多,是无法枚举的。 概括此节的讨论,我们认为观音菩萨本身,就具有慧定二德,即男和女的两种性别,随需要而现身变化。其他的菩萨,据佛经讲,也都是属于中性的,亦无有男和女的性别区分。在早期的佛教艺术中,着实是按照佛经的叙说而表现的,到唐确实有女性造型观音和菩萨像出现。开始出现其主定德的,名求多罗、作女性出现者。在宋、元时期普遍于全国,影响世界,但应当说明的是,这不是她的女性化,只是表现了他的定德之象,所谓菩萨,观音的变性、女性化的提法,是那些研究外学(艺术),或者是画家、在世俗观念的影响下,脱离佛教所讲经典(内学)而提出来的,久争不解的原因,大概亦在于此。 自唐代开始出现表现观音定德的女像后,经过五代宋时,所见观音的形象渐趋一致,而且又出现了许多的变形的观音像来,如鱼蓝观音,寿涯禅师曾作《咏鱼蓝观音诗》,称:“窈窕风姿都没赛,清冷湿露金栏杯”。在宋代的一些话本中,开始有说唱观音者,并对其进行了刻意地充分描绘,甄龙友题《观音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把美女观音作为“西方美人”。说明为流俗所蔽。由观音的定德之像,转变而为美女形观音,是将其天国的神祇而降至人间来,艺术家赋予她更多的人间气味和美感,表现了她慈悲,救苦的内在心灵和外型美,如五代时期数珠石刻观音,主题观音像,肌肤所具有的弹性感,青春妙龄少女的魔力,人称“媚态观音”,宋代湖州的一尊铁观音,呈现立式,作“S”型的扭曲,腰肢柔软,身材修长,侧向莲台,充分显现了女性的曲线美,以及她那多姿抚媚的神闰,高髻、修眉、长目、巧鼻、小嘴、笑而不露。脸部丰润而容庄和善,双手置于腰胯处,似在对人作礼,外国游人赞其为“东方的维纳斯”。由是可见其世俗和中国化的一斑。自宋、元、迄明、清,观音的定型,观音的女形造像遍及全国各地,直至今天还是如此,在一些寺院的大雄宝殿之后,仍有观音的神龛。供人们参拜与供养。与是出现了许多如渡海观音、紫竹观音、鱼蓝观音、八难观音、滴水观音、送子观音、水月观音、白衣观音、白衣大士等等各不相同的观音名号。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千奇百怪的观音名号,都已远离佛经的依凭,只是随形,或者是世俗人们的需要而命名,而塑成的,如敦煌流传的观音井的故事及其圣迹,就是不见经传、而是依动人的美丽传说故事而形成的。 除此之外,随着佛教的发展,密教的传入,在佛教艺术中,还出现了许多依据密教经典而塑造的变形观音像,如千手千眼观音,十一面观音,马头观音,不空观音,如意轮观音等等。这些观音有的有佛经的依凭,但是,如将其和《观音经》相比,则相去很远,如莫高窟76窟北壁所见的十一面观音变相,即是如此,它除了说明依据的经文不同外,亦证明了佛教的发展,以及其进一步的世俗化和中国化的这一事实。 三、女性观音的定型是佛教世俗化中国化完成的标志之一 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固有的思想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具有悠久历史、高度文明的中国更是如此,它不允许谁对它进行破坏。反之,它也不反对吸收外来的,一切适用自己,丰富自己的,外来的新东西,为自己所用,其原则就是不影响和破坏传统的文化和固有的思想意识与生活,否则,那是非遭排斥不可的。 在一些文章的讨论中,我们已揭示了佛教这个和中国传统文化迳庭异趣的宗教,是如何改革自己的面目、以适应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思想意识与生活方式并终扎根于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的历史。在这里我们想再通过观音信仰的发展这一事实,再为佛教的中国化作一补充说明。 任何艺术都是社会生活现实的反映,宣传佛教的宗教艺术亦莫能外,只是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罢了。作为观音菩萨这一神祇的表现,诚如前述,在中国的佛教艺术中,启始之时,它是作为男性,或者是中性出现的,表现的是其慧德,即毗俱胝形。 从中国的历史记载和发展知,自汉末至隋统一南北的数中、除西晋有短暂的统一之外,大部分的时间,人们都是在战乱中渡过的,特别是在西晋“八王之乱”后,召来了匈奴、鲜卑、羯、氐、羌诸多少数族入逐中原,纷纷建立政权、称王称帝、称霸一方。诸政权间、争城掠地之战时时发生,从事战争者都是男性,时有丧生于兵难之虞,战争时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存与安全。死神天天在向他们招手,人们毫无安全感,面对这种现实又无法改变,只有将希望安宁的美好愿望、变成为祈祷神灵的行动、寄希望于神灵的恩赐。《法华经》宣传的思想又恰恰符合人们的这种意愿、为全国的统一,社会的安宁提供了理论的依据,而观音菩萨又具有救人们出于灾难的神通和慈悲心肠,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间少有矛盾,并能巧妙的结合起来,开始了融合《孝经》和《观音经》的滥觞、如《南史?皇侃传》的记载谓:“侃性至孝,常日限讲《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南史?刘霁传》谓:“母明氏寝疾,霁年已过五十,衣不解带者七旬,诵《观世音经》数万遍,夜中感梦,见一僧谓:‘夫人算尽君精诚笃志,当期为申延。’后六十余日乃亡。……著《释俗语》八卷,文集十卷”。《南史?张融传》,谓其临终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这是信奉观音菩萨的儒生,是释、道、儒皆宗的事例、前举《法苑珠林?敬佛篇》所列举的观音验二十便所及的内容,都同观音救七难相关联,它不仅反映出了上层文臣、武将祈求安宁的心愿,亦是下层人们的心声。既合于统治者统一全国的雄心,亦符合下层人们求安宁的期望,其以男性,表现观音慧德的形象出现于佛教艺术中,这就是说,他以慈慧之心,而对芸芸众生的祈请,希望那些横刀勒马、驰骋疆场的赳赳武夫,应当悬崖勒马,退归隐思、认真地想一想自己的所为,是于人有害,于己无益的,放下屠刀,立地可以成佛。以男性的慧德形出现,其目的在于劝说人们放弃那些不义之战,他虽未能给人们指出什么,由灾难走向幸福的坦途,但是,他给人们一希望,获得人们的崇敬,它是人们苦难呻吟的反映。 继隋到中唐后,人们经过两安宁的统一生活,新的生活环境,产生新的思想意识,有了新的追求。在新时期,儒家所讲的治国之策孝道思想,再度浮现于人们的脑海之中,什么“绝先祖祀,为不孝之尤”。“三千之责,莫大于无后”。这不仅是出自宗族、家庭繁衍的需要,而且,亦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抬头和社会安宁的反映,因为只有安宁的社会环境,才能有生儿育女的条件,那种“先祖不灭,后嗣不绝,故曰大贤之德长”等等,成为人们的追求和向往,笼罩着整个的社会,而《观音经》和《孝经》的相互吸收、融合,已达于默契的阶段,《观音经》和南北朝时期人们所编应验记,于观音菩萨神通的宣传,达到了家喻户晓、深入到社会的各和,影响着世间的男男女女。儒家的传宗接代与男尊女卑,子贵母荣,保持宗嗣血食,生儿育女的祖神论,新时期出现的强烈生育望、在《观音经》和观音菩萨的和神通下统一了起来。“求男得男、求女得女”的佛经说教,和宗教艺术中逼真的形象,都成为孝子和贤妻们追求的终夙愿。男者希望生贵子以尽孝道,女者望生贵子,立庙堂、随子而荣耀富贵。于是观音菩萨即便成为人们心中至高无尚的大圣,得到人们普遍地信仰和崇拜。崇拜归崇拜,形象是形象,特别是在唐朝初年,处治和尚法琳的故事,还在影响着人们,法琳为了脱难,所谓不念观音念陛下,观音即陛下,陛下即观音的音声,仍在回响,影响着每个僧徒。观音即唐太宗李世民,自是男性。由于其影响,在敦煌莫高窟这座佛教艺术的中,一度停绘了此经变相。到武则天称制,由于政治的需要,大力提倡佛教,一度停绘的《观音经》在敦煌佛教艺术中,再度流行开来,广为传播。但是其中的观音菩萨则仍为男性,确切的讲,仍是按佛经的描述而绘成的,以至唐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也都是如此的。 主定德的女性观音形象出现的时间,我们已考定其在唐朝的中后期,出现的原因,有人将其和唐中宗神龙之时赐万回师号事相连、并举出《资治通鉴》所记:“中宗神龙二年闰正月条”,中宗赐阌乡僧万回号法云公”。胡三省注曰:“万回姓张氏,初,母祈于观音像而妊回,回生而愚,八九岁乃能语。虽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其兄服役于安西,音问隔绝。父母遣其问迅,一日,朝斋赍而往,夕返其家,父母异之。弘农去安西万里,以其万里而回,因号万回,武后赐之锦袍金带。”可见万回是观音送子而生的,后成为圣僧,荣显高宗、武后、中宗三朝。万回约生于高宗、武后朝,可见唐初已有女相的送子观音了”(见赵克尧《从观音的变性看佛教的中国化》,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引的资料,见志磐撰《宋高僧传》,这是一则民间传说,其中多有小说物语,是不足作为史料使用的。如果非按其说,以此证明其时已出现女形送子观音的话、那送子观音的出现和普遍被信仰,当推至晋时,因为《法苑珠林》就记有其时,居士孙道德求子如愿的故事,所以我们认为,以此条资料作证,说明女性观音的出现,是不足为凭的,是缺乏说服力的。至于其所列以后,观音信仰的普遍,女性观音取代男性,或中性观音的事实,如明朝万历年间,宛平知县沈榜的调查结果,诸北京城内有观音寺七处,城外六外;观音庵城内八处,城外十处;观音庙城内一处,城外二处;观音堂城内三处,城外七处、共计四十一处。这都是确凿无误的,可为研究观音信仰的证据,但为时稍晚,用它还不足证明,人谓观音这一神祇造型变化的时间,乃至其原因。 观音的造像何以变相,由慧德之男型,转变而为定德的女型,在后来干脆脱离佛经,改为美女型的原因何在,我们认为还是应当从社会现状和佛教本身去寻找较为适当。在社会方面,在唐代已有定德的女型观音的出现,但没有流行开来,敦煌佛教艺术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其原因是由于唐代的中后期,藩镇强大,彼此间的战争此伏彼起,大唐帝国已名存实亡,仅具形式而已矣。接着又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分裂时期,史称“五代十国”。所代各政权间争城掠地之战,更是连绵不断,弄的天无宁日,人不安席。此情此景,打破了人们祈望安宁的美好愿望,活动于政治舞台上的,又都是强镇大藩,割地称王的赳赳武夫。战争的灾难,笼罩着整个的社会。面对社会现实,无可奈何的人们,仍然需要菩萨的垂怜,赐给他们一安宁的社会环境,救他们出于苦难的深渊,因之,慧性的男性观音仍是人们心中的救星和希望,故世人仍然以塑男性的观音菩萨和其他具有此神通的菩萨为主。那种“及至五代、北宋、观音造像几乎全呈女像”的说法,是失之慎密的,起码是和敦煌艺术所见的情况不合的。 经过数十年的争战,至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取后周而代之,继而统一南北,还人们生活一安定的环境。作为佛教本身,经过数的改革,援儒入佛的演进过程,已非是原来的佛教,和印度佛教相比,是迳庭异趣的,人称其为中国佛教,也是合于实际的。反之,儒家学说,亦从佛教中吸收适用于自己,符合于传统思想的东西来丰富自己,如中国盛传的二十四孝故事中的剡子故事,就是从佛经中所讲的《睒子本生》故事拿来的,改编而成的,并作为儒家所讲的孝子范例之一,写进书中而大肆宣传的。在敦煌遗书中,我们不仅发现有大量儒家经典的存在,而且,还发现有许多的高僧,在讲说佛教经典的同时,还能讲说儒家的各种经典、援儒入佛,以佛证儒,彼此融通。在敦煌存在的十余座寺院里,还设有传播各种文化的学校、即讲佛教的经典和学说,亦讲儒家经典、纲常伦理道德,似乎将其寺庙的性质巧妙的改为宣传各种文化和思想学说的学校。无怪敦煌著姓和世家、儒学甚深的学者,地方官僚,都将自己的子弟送入寺院学校去读书,学习知识,其中为有名的,当数五代时期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送子曹元深入寺院学《孝经》事,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时的僧人,也不再是昔时仅仅吃斋念佛,不问人间是非,不食人间烟水,割断和社会的联系,只追求自身寂灭和灵魂升华的苦行僧了。他们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成为衙署中的重要谋僚和决策人物。如唐朝的洪辩,悟真等,身为吐蕃的僧侣,但是,他却用儒家的忠实思想,去影响河西民众张议潮等,并终于促成了张议潮的起兵,畅通“丝绸之路”,为国家的统一,人民生活的安定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演出了一幕壮丽的史诗。悟真作为洪辩的弟子,更是直接参与张议潮的起兵活动,肩负入唐报信和联络的艰巨任务,历尽艰难、并获得成功,为张议潮起兵的成功和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再如五代时期的高僧道真,同样是归义军府衙中的重要幕僚,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右臂左膀、时时追其左右,为其出谋划策,和尚庆福,曾被作为使甘州的使臣,同甘州回鹘政权进行了艰苦而卓绝的谈判,为瓜沙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等,发挥了重要的使用。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许多,总之,寺院的性质,随着时代的前进,亦在不断地改变着其宣传的内容。在敦煌遗书中,《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不仅盛赞了其巍巍之功,而且,始终都贯有忠君爱国的这一主题思想,和儒家所讲的内容,如出一辙。此外,还有许多讲唱敦煌民俗的变文,将其触角,巧妙的伸向社会的每一角落和各个。但是,不管其宣传的形式如何,都离不开忠君、孝道这一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总之,就敦煌遗书提供给我们的资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至五代、宋时,已无有什么儒、释之分,人称儒释本一家,亦是得其当的。至此,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业已基本完成。 随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完成,其世俗化的特点亦愈为明显,不仅出现了许多由中国僧人编撰、适合中国国情和国民口味的佛经,即人们所称说的伪经,亦出现了许多脱离佛教经典而创作的佛教艺术品,如《水月观音经变相》等,能满足人们生儿育女,与中国传统祖神论为契合的《观音经》,以及其所说的神祇观音菩萨为人们所普遍地信仰与崇拜,不仅出现于庙堂神祠,而且进入到每个家庭的神龛之中,变成为人们早晚礼拜、祈愿、纳福的对象,古代的艺术家们,创造出许多适应各色人等需求和口味的,形形色色的,美若天仙,形若宫娃的,妙龄少女形的观音菩萨来,这些似有佛教经典依据,而又不据佛典限制,甚至完全脱离佛典,由艺术匠师们根据社会人们的需求,创作而成的许多不同名号的观音形象问世,它标志着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的进程已经完成,这就是后期女性菩萨和观音这些女型神祇出现的社会根源,至于对于其形象的判断,再也不能以佛教经典的叙说来品评了,其女性化的时间,当定在宋、元时期为宜。本公司，是一家以主营石雕观音,河北石雕厂家,汉白玉石雕观音,寺庙石雕企业。河北博古园林雕塑工程有限公司是河北省从事石雕石刻工艺的专业厂家，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多元化经营的大型雕塑公司，技术力量雄厚，工艺设备先进，现已形成五大加工基地，三个采石场，两个创作设计师，技术工人280人，固定资产100万元，年产值320万产规模。产品经过长期开发、挖掘和创新，现已形成10大系列，100多个品种，既保持发扬了传统的艺术风格，又富有现代艺术风韵，在全国工艺品行业独树一帜。河北博古雕塑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