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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瓷器”一词早见之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瓷”这个字在汉以前指“瓦器”，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瓷”为：“瓦器，从瓦次。”《隋书·何稠传》记载的“匠人无取清意，稠以绿瓷为之”。当时的绿瓷应该包括我们今天称呼为青瓷中的某些釉色玻璃质感很好的制品。磁县博物馆已有收藏，但当时不称“青瓷”而称“绿瓷”。
“磁器”一词早见于唐代文献记载内。当时磁、瓷的使用也分别得比较清楚。如《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邢州巨鹿郡土贡磁器；越州会稽郡土贡瓷器。”

当时磁州的一些窑场都会生产到唐代。那么磁器的初出现很可能同越器、邢器等名称含义一样，指的是磁州所产陶磁器。当然“磁器”也可能泛指整个河北南部一带的产品。这种磁器与瓷器在外观上肯定有区别。因此《新唐书》才以不同称谓加以记载。《唐书·地理志》中记载“土贡延埴盎缶”当时磁州属于河北管辖，似可旁证“磁器”也包括盎缶类产品。在实物资料方面，磁州的临水曾经发现唐代窑址，墓葬出土过许多唐风陶瓷，其中有青瓷，又有化妆白瓷、酱褐釉瓷。这些都可以纳入“磁器”范围。
由于磁器产量，不仅行销范围扩展止整个中国北方，官民具获其益，还有许多输出国外。导致文献记载中出现以“磁”代“瓷”现象，建构出内涵丰富的“磁器文化”。自宋代后“磁”“瓷”开始出现混用现象。

元时陶瓷文献广泛使用“磁器”的称谓来指胎体坚固的陶磁制品，而不大再使用“瓷”字。元学者耶律楚材在《佩文韵府》卷96《七蜀钵脱·磁钵条》中咏道：“累累山果映磁钵，薄薄浊缪半瓦壶。”《元史》记载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亦用“磁”字。（然，近年来，景德镇部分学者在文章中把《元史》中设立的“浮梁磁局”，恣意改写史料为“浮梁瓷局”。真可一哂。）在彭城出土的一件元末明初的《西江月》词文枕上，彭城磁州窑仍然保留了“礠窑”之称谓。宋、金、元、明、清时期，我国各地许多生产陶磁的地名也统统使用了磁器的“磁”字，如山东的“磁村窑”，福建的“磁灶窑”，宁夏的“磁峰窑”，“磁器”用语世界。

明代随着彭城窑场在中国北方陶瓷生产中心的确立，关于磁器的记载渐趋丰富。“磁器”一词得到各种解释，有了特定与明确含义。明代学者曹仲明《格古要论》中指出：“古磁器出磁州。”指出明代之前古磁器产地在磁州。产品“佳者与定相类，但无类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定器”。明《彰德府志》记载为：“彭城，在滏源里。居民善陶缶罂之属，或绘以五彩。”指出磁州的陶瓷还有五彩陶瓷品种。

“磁州窑”一名出现后，当时仍未定型与统一。明清时期的学者在文献记载中，分别使用了“磁器”、“磁窑”或“磁州窑”等不同名称。清康熙《磁州志》对彭城陶瓷的描述使用了“磁器”一词。嘉庆年间《景德镇陶录》称“磁州窑”；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称“磁窑”。实际上磁器、磁窑与磁州窑含义是相同的，即指磁州地区的窑场及其产品。但从具体表述内容看，唐代的“磁器”与明代的“磁器”所表述的实体应有细微差别。近年来在观台窑址出土的一批金代细白瓷应该是《格古要论》中说到的“好者与定器相类”并“佳定”的“磁器”。
近代磁州窑研究中，导致统一使用“磁州窑”称谓的是由于1918年河北巨鹿北宋遗址被发现，而引起的“磁州窑热”。国内外部分学者认为出土的产品与当时彭城生产的“磁器”风格相同，属于同一类型。为避免与当时通用的“磁器”称谓相混淆，而采用“磁州窑”的称谓。日本长谷部乐尔认为英国的霍普逊是近代研究中早在论文中使用“磁州窑”称谓。另外，袁励准的《骨董琐记》、吴仁敬、幸安潮的《中国陶瓷史》、叶麟趾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等著作，在文章中均使用了“磁州窑”这一名称。从此磁州窑名称的使用频率渐趋普及。进而在国际上出现“磁州窑型”与“磁州窑系”的提法与命名。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