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工作,本应是"铁面无私"的,但从种种角度"侦破",按极公正的情理"宣判"。然而它究竟不同于自然科学,"一加二等于三,"氢二氧一是水",即使赵政、项羽出来,也无法推翻。而鉴定工作,则常有许许多多社会阻力,使得结论不正确,不公平,固然有时限于鉴者的认识,这里所指的是"屈心"作出的一些结论。因此我初步得出了八条: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忘形、八容众。项是造成不正不公的原因,后一种是工作者应自我警惕保持的态度。
杨新曾担任徐邦达先生工作助手6年之久,受徐先生教导尤多,影响更深。
清宫旧藏以书画铜瓷为大宗,15万件书画也成为今天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优势。从20世纪50-60年代,直至80年代,北京故宫所藏古书画先后经过徐邦达、张珩、启功等先生的鉴定,对这些书画的作者、流派、时代、内容等方面给予了客观的基本定位。其中徐邦达先生贡献尤多。杨新从徐邦达身上受到两方面教育:
一是学习徐先生对工作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杨新从徐邦达为故宫古书画藏品所建的档案资料中,深刻感受到先生的认真、严谨、细致:“在所立栏目中,除了登记其质地、尺寸、款字、来源等各项之外,还要对其收藏印鉴、题跋进行识别,对其内容、真伪、艺术等写出评语,查出文献的记载,后还有识真伪的结论等,实际是一次科研活动。先生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书画方面的陈列研究、编辑出版及对外交流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档案至今仍然在使用。”(杨新:《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
《富春山居图》 元 黄公望 局部
题跋,虽然它也是依据之一,不过,凡是书画上并不都有,它不能如印章一样可以左右逢源地随时运用。题跋本身是书,而取以作证的在于它的文字内容,这些文字的内容,或者以诗歌来咏叹书画,或者以散文来评论书画,或者记述书画作者,或者评论前人的题跋的当否并对书画加以新的评价,它对鉴别也具有很大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