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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牡丹味辛寒，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在甘肃省武威县发掘的东汉早期墓葬中，发现医学简数十枚，其中有牡丹治疗血瘀病的记载。牡丹原产于中国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诸省山间或丘岭中，人们发现了它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而变为家养。从南北朝“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至今，栽培历史也有1500年了。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牡丹发生了变异，出现了许多花大色艳的品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其栽培范围由长江、黄河流域诸省向全国扩大。如今已扩展到中国东北、东南，以及内蒙、新疆、西藏、台湾等地。[1]
牡丹作为观赏植物栽培，则始于南北朝。据唐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久矣。”又据《太平御览》谢康乐说：“南朝宋时，永嘉（今温州一带）水际竹间多牡丹”。
“牡丹”这一名称的出现，标志着牡丹栽培历史的开始。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牡丹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谓“牡“（意谓可无性繁殖），其花红故谓“丹”。”[1]
隋代，牡丹的栽培数量和范围开始逐渐扩大，当时的园林和达官显贵的花园中已开始引种栽培牡丹，并初步形成集中观赏的场面。据唐《海山记》记载：“隋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今洛阳西苑公园一带），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赫红、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软条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隋都西苑种植牡丹与隋炀帝广泛收集民间的奇花异草有关。[1]
唐朝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唐都长安的牡丹在引种洛阳牡丹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时已出现了种植牡丹的花师。据柳宗元《龙城录》记载：“洛人宋单父，善种牡丹，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不能知其术，唐皇李隆基召至骊山，植牡丹万本，色样各不同。“当时的“艺人“因受社会所限，生活所迫，所掌握的“绝技”是不外传的。所以，宋单父种植牡丹的“绝技“使后人“不能知其术”。但是，从“植牡丹一万本（株），色样各不同”来看，牡丹的栽培技术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1]
在唐代，宫廷寺观，富豪家院以及民间种植牡丹已十分普遍。据《杜阳杂记》记载：“高宗宴群臣赏双头牡丹”。《酉阳杂俎》载：“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剧谈录》载：“慈恩寺浴堂院有花两丛，每开五六百花，繁艳芬馥，绝少伦比”。当时，刺激牡丹种植业发展的原因，不仅是牡丹被众多的人们喜爱，有一定的观赏价值，而且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唐国史补》载：“人种以求利，本有值数万者“。在唐代的大量栽培下，繁育出众多的品种，使牡丹花瓣化程度提高，花型花色增多。[1]
在栽培方面角度说，唐代已开始尝试牡丹的熏花试验，据《事物纪原》记载：“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迟，遂贬于洛阳”。这虽为传说，但从中可以分析出“牡丹迟”的原因，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有真正掌握其生长规律而造成熏花的失败，使其不能与其它花卉同放。[1]
作为唐代东京的洛阳，从初唐到五代十国的后唐，牡丹种植业都在不断的发展，其规模不亚于西京长安。据宋《清异录》记载：“后唐庄宗在洛阳建临芳殿，殿前植牡丹千余本，有百药仙人、月宫花、小黄娇、雪夫人、粉奴香、蓬莱相公、卵心黄、御衣红、紫龙杯、三支紫等品种”。[1]
宋代，牡丹栽培中心由长安移至洛阳，栽培技术更加系统、完善，对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这其中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等等。记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其中包括择地、花性、浇灌、留蕾、防虫害、防霜冻以及嫁接、育种等栽培方法，总结出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成熟经验。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载：“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细土用蔹末一斤和之“、“白蔹能杀虫，此种花之法也”。《洛阳花木记》中载：“凡栽牡丹不宜太深，深则根不行，而花不发旺，以疮口（根茎交接处）齐土面为好”。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对栽培牡丹十分严格，从选地到种植都十分讲究，这也许是洛阳牡丹能够的原因之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