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件书画作品都有其特有的时代风格,这是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生活习俗以及物质条件紧密相关的.比如说,山水画在一开始时是不讲究比例的,“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是它的时代特征。因此,早期的山水画多摄取全形,而等到后来画家知道只要按照比例就可以将大自然缩写在画幅中时,取景才开始向局部发展。
古玩旧称“骨董”,零杂之义也。董其昌《骨董十三说》谓:“杂古器物不类者为类,名‘骨董’。故以食品杂烹之,曰‘骨董羹’;杂埋饭中蒸之,曰‘骨董饭’。”又谓“‘骨’者,所存过去之精华,如肉腐而骨存也‘;董’者,明晓也。‘骨董’云者,即明晓古人所遗之精华也。”或者又谓“‘骨董’云者,即古铜之转音。”然骨董非皆铜器,似亦不近情理。其余解释尚多,但均不圆通,总以零杂之义为切当。且有书作“古董”者,盖即古、骨同音之误也。然于义尚合,以古董所有多古物也。今人于此名词更另有解释,所谓古董者,即古代遗存珍奇物品之通称,久已失去原来零杂之含义矣。明时诸家记载,尚称“骨董”或“古董”。“古玩”,乃清季通行之名词,即古代文玩之简称也。按收藏为人类之天性,保古尊古亦为世人共有之美德,故无不以保存其先哲遗迹为盛事。惟中国文明早,名物之产生亦先。禹铸九鼎,三代争宝,是为中国保存古物之肇始。其后历代无不以保存前朝文物为要事。惟古玩以现存为限。中国文明虽始自黄帝,然人文之备实起自三代。三代之文艺产量虽多,乃自遭秦皇毁灭之后,一切无存。今日所能见到者,只有入土之铜器玉器而已,其他均不可得也。
秦汉人文尤进,名产亦多,铜玉各器仍能延续三代之遗韵向前迈进。故秦汉铜玉尚可与三代并称。至新兴文艺为数亦伙,特著者为文字上之开发。秦蒙恬之造笔,汉蔡伦之制纸,均为人文之大发明,虽今日原物无存,之所有确为原物之演递而来。至秦砖汉瓦,妇孺知宝;碑碣摩崖,士林同珍。盖数千年文字之变易,此为准绳。晋人书法为万世;南北朝之造像为后代艺术之胎原;唐代绘画之成功,砚石之开采,均为中国文艺史中之光荣事件。五代之季,虽兵荒马乱,然文艺仍能保持相当之进曰展。柴世宗高火度瓷器之成功,南唐李升元间拓帖之创制,均为人类之奇功,任何变易所不弁。能泯灭者。降及炎宋,国势虽极度不振,然各种文艺竟能极度发达,为中国文物之成功时期。如瓷器,玉器,铜器,漆器,书法,绘书,造纸,印书,无不尽善尽美,迄于大成。
故今日谈古玩者,均以宋产为高标的,精妙,正确。宋代以前者其真实精美之说,姑存之姑听之,正确与否至难分明也。元代有国甚暂,且北方民族不重文艺,故八十年间并无新产。朱明代兴,取法唐宋,极力恢宏文艺,虽未创生新意,然瓷器书画尚能与唐宋雁行,而宣德之炼铜、景泰之敷彩,允为明代文艺之特色。清则一切仿古,凡古人所有者无不设法仿制。且各朝帝王之热心提倡,全国臣民之努力效行,古迹之保存、新物之产生,在数量及质量上均有之成就。故今日市上所存古玩,清代产物总在半数之上。时代接近,保存较易,固其所宜产量之多、品质之妙,亦不为无因也。清末之市场,以宋器为优,明代所产可收可弃,视无重轻。民初以明器为贵,清器不在古列。今则洪宪之瓷,已为稀世之宝,其上者非特不可得,亦不可见矣。古物之销亡日甚,新品之产生无期,是古玩之与少乃必然之结果。有心人起而提倡之,光扬之,是固国人之所共馨香祝祷者。
单一幅可摆与桌上者为镜屏,用框镶座,立于八仙桌上,是传统装饰之一。至于屏风,有单幅或摺幅,可配字画,坐立地屏风之用。屏风,古时建筑物内部挡风用的一种家具,所谓“屏其风也”。引作为传统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由来已久。屏风一般陈设于室内的显著位置,起到分隔、美化、挡风、协调等作用。它与古典家具相互辉映,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成为家居装饰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呈现出一种和谐之美、宁静之美。
中国字画与西画相比还有自己特的特征,表现在其艺术手法、艺术分类、构图、用笔、用墨、上色等多个方面。按照艺术的手法来分,中国字画分为工笔、写意和兼工带写三种形式。用笔就是画笔工整细腻,敷色层层渲染,细节明澈如微,用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物象,故“ 工笔” 。“ 写意” 相对工笔来说,用豪放简练的笔墨描绘物象的形神,抒发作者的感情。它要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要有以少胜多含蓄意境,落笔要准确,运笔熟练,要能够得心应手,意到笔到。兼工带写的形式则是把工笔和写意进行了综合地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