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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牌，出自辽北，为笔者所藏。钱牌上方铸有四个阳文契丹大字，按照上下右左的顺序释读为“天顺皇帝”。据《辽史-穆宗本纪》记载：“天禄五年（951）秋九月初四，世宗遇害。逆臣察割等人伏诛。初八，太宗长子耶律璟即位，群臣上尊号为天顺皇帝，庙号穆宗，改元应历。” 由此可知，所谓的天顺皇帝，就是辽穆宗耶律璟。

　　钱牌中间横铸三个阴文契丹大字，由右往左释读为“契丹国”。有人可能会问，据《辽史》记载，太宗耶律德光已于947年改国号为辽，怎么该钱牌上还铸有契丹国字样？其实这并不矛盾。近些年来，刘凤翥 唐彩兰 青格勒 在《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中，根据出土的辽代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及汉字碑刻资料，揭示出辽代实行“契丹-辽”或“辽-契丹”双国号这一被历史长河湮没已久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从而弥补了《辽史》记载的缺憾。并且此双国号，既可连在一起使用，如“契丹-辽”或“辽-契丹”，又可分别单使用，如或是用“契丹”或是用“辽”，并且“辽”与“契丹”还可同时单使用。因此说，该钱牌上铸有“契丹国”字样是有据可依的。

　　钱牌下方中间竖铸四个阳文汉字“皇巡千文”，其义是穆宗皇帝在“四时捺钵”巡游渔猎时，赏赐有功大臣铜钱一千文，即应历通宝小平钱1000枚。其两侧各铸四个互为对译的阴文汉字和阴文契丹小字，自上而下读为“五京通用”。其中契丹小字“京”和“用”，若不是汉字与契丹小字对译，则很难被释读出来，因为此种写法的契丹小字“京”和“用”，在目前所见到的契丹小字资料中还没有被释读出来。而“五京通用”之义，就是此钱牌在辽代的五个京城，即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幽州 府、中京大定府及西京大同府等，均可通行使用。

　　写到这里，应该说此钱牌的考证就算完了。但却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很值得探讨，就是据《辽史》记载，穆宗在位期间（951-969年），当时辽只有三京，即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及南京幽州府，均为辽太宗建立于会同元年（938年）。而其余二京，即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则是分别由圣宗建立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和兴宗建立于重熙十三年（1044年）。既然当时辽只有三京，那末穆宗为什么还要在该钱牌上铸“五京通用”的字样呢？笔者认为要想弄清这个问题，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要确定此钱牌的真伪性，二是要考证《辽史》是否有失载、误载的可能性。

　　辽代钱牌发现得较晚，进入新世纪以后方始有出土的记录。近十几年来，经笔者过手的辽代各种钱牌不下数十枚之多，应该说对于辽代钱牌还是有所认识和了解的。细观此钱牌（图1），内中将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和汉字集于一身，并且阴阳结合，这在辽代钱牌中是不多见的。而且内容丰富，既有皇帝尊号、契丹国号，又有赏赐额度及行用范围，应该说是一枚规格很高的辽代钱牌。再观其钱文字体，汉字书法，古朴遒劲，辽韵十足；契丹文字，不论是大字还是小字，笔法娴熟，苍劲有力，当出自契丹高人之手。整体制作，风貌粗犷，饶具豪悍之气韵，凸显契丹人桀骜不驯的气质。铜色暗红，包浆熟旧。流传日久，有明显磨损的痕迹，充满了沧桑感。鉴于以上所说，笔者认为此钱牌当是毋庸置疑的真品。

　　那末《辽史》对于辽五京建立时间的记载是否存在误载、失载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完全有这种可能性。试想穆宗在位18年，虽说整日醉心游猎酣饮，残忍嗜杀，视朝政为儿戏，但作为一国之君，不会连当时有几个京城自己都不知道。既然知道，那末穆宗为什么还要在该钱牌上铸五京通用的字样？笔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穆宗在铸造此钱牌之时，辽五京就已经全部建立完。由此可以说，《辽史》关于辽五京建立时间的记载存在误载、失载的可能性。

　　而关于《辽史》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存在严重失载、误载的情况不此例。除前面所说的关于辽代实行“契丹-辽”或“辽-契丹”双国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严重失载外，而关于契丹小字创制时间的记载也同样存在误载、失载的情况。据《辽史》记载，契丹大字是在神册五年（920年）创制颁行的，而契丹小字的创制时间是在其后不久（没有说明确切的时间）。而现今出土的契丹小字“神册元年”铜钱证明，契丹小字的创制时间至迟是在神册元年（916年）。另外近些年来，所出土的大丹重宝背阴文契丹小字“辰令宜速”小平铜钱，已被泉界公认为辽太祖907年初期的早期铸币。若此，则契丹小字的创制时间，至少还可以提数年。

　　因此说，《辽史》关于辽五京建立时间的记载出现误载、失载的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人们常说，考古可以补史，可以正史，道理就在这里。当然，要想证明《辽史》关于辽五京建立时间的记载有误，仅凭一枚钱牌尚不足矣，今后还需要通过考古发掘，找出更多的实物资料来加以确认，这样才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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