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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董其昌学书“无所不临”，但特重真迹，谓“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然非多见昔人真迹不足与语及此窍也。”以为只靠学习碑石刻帖，只能获得形骸。米芾是董氏崇敬之书家，其曾提出：“石刻不行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真迹观之，乃得趣。”董氏之论与之如出一辙。于是董其昌千方百计的寻找前贤真迹举行摹仿，不用说晋唐墨迹，就是宋元佳作也从不放过。每当真迹得不惠临写时，会魂牵梦萦遗憾不已，一有机缘幸会，则不辞劳怨手摹心追。右军《官奴帖》墨迹为难堪的唐响拓，其梦想二十余年而不得借临，后在吴太学处看到。

　　董其昌论用笔很是钦佩米芾提出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之论，除此之外，其发现用笔上一个为简朴而为主要的问题：“发笔处要提得起笔，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语。”所谓“偃”就是笔卧在纸上，誊写时会形成横涂竖抹的侧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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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对苏东坡之书略有微词，谓“坡公书多偃笔，亦是一病。”由此其所追求的“锥划沙、印印泥、屋漏痕”的想想得以实现，其用笔所提倡的“巧妙”也由此而出。较量起来董氏更重视结构，他以为再好的用笔也要通过“结字得势”去实现。

　　钱泳书法特征，他在临帖形成一个习惯，“晋唐人结字须逐一录出，时常参取，此关要。”从而使他的结字，到达了一个同时代人难以到达的田地。故冯班谓董氏书法“全不讲结构”，亦证实了其不与别人相同而自成结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