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胥藏文化讲坛：文房四宝解读

文房四宝是指什么,

所谓文房四宝不外乎笔墨纸砚，是古代文人书房中的四件宝贝，于是它们被人们誉为“文房四宝”，也被文人雅称为“文房四士”。因为中国古代文人都是能书善能画的，自然也是离不开笔墨纸砚这四件宝贝的，正是“工若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宋朝以来“文房四宝”特指宣纸、湖笔、徽墨、端砚。藏品出手本不易，渠道选择需警惕。我司主要负责藏品甄选，藏品认可后对接国内各大一线拍卖行推荐参拍，成交后佣金较高。这里不直接收购，也不会通过图片给您藏品估。藏品价格根据市场综合而定！合作我们坦诚相待，不愿阿谀奉承！望广大收藏爱好者摆正心态。藏品想送拍一线拍行（北京翰海、北京保利等）可询邵先生

文房四宝是我国文化艺术的一种，它传承着我国特有的书法文化底蕴，有着很深厚的人文历史，它是一种书法艺术更是一种人类的发展的文明。它是古代的一种文人的一种的用具。象征着一种和谐而深厚的文化，有种让人感觉到一种清新的书香的味道。嗅着书香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文房四宝是指什么,文房四宝有哪些这一问题。


文房四宝是指什么

文房四宝分别是指书法当中需要用到的笔、墨、纸、砚。文房四宝里面的笔主要是指古时候用的毛笔，里面的墨跟现代的墨水有着一些区别。纸在古代的纸种类材质很多，可以是竹制的，也可以是木头做的，甚至可以是石头做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砚是一个具有承载千年历史、跨越春秋万代的特殊珍品。“笔墨纸砚”砚为本，文房四宝的砚台是为珍贵的，也是现代的人们为珍藏的。它是一种珍藏价值很高的一种书法用具，这种书法用具的种类也很多，材质也各不相同。如果没有各朝代的不同造型、不同材质、不同风格、不同工艺的砚作奠基石，笔、墨、纸将无法延承源远流长的辉煌。

“文房四宝”是指纸、墨、笔、砚四类书画用具，已是今人皆知的常识。但“文房四宝”一辞源自何者，源起何时却尚有未尽之解。比如《辞海》“文房四宝”辞目的说法是“旧时对纸、墨、笔、砚四种文具的统称。文房谓书房，北宋苏易简著《文房四谱》，一名《文房四宝谱》，叙述这四种文具的品类和故实等。”


《辞海》说法的模糊之处在于“一名《文房四宝谱》”的作者是谁，是另有他人还是苏易简（958—997年）本人。如果是苏本人，那么“文房四宝”一辞就当是苏易简提出的。但像《丛书集成》等收录苏易简著作的各种文献中，皆以《文房四谱》为书名，而未见注明《文房四宝谱》作者为苏易简者。也就是说，“文房四宝”一辞与苏易简的著作名称，并无直接的原词转用关系。

苏易简不是“文房四宝”一辞的直接，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为苏易简《文房四谱》一书做提要时有所记载：“《宋史》本传但称文房四谱，与此本同。尤袤《遂初堂书目》作《文房四宝谱》，又有《续文房四宝谱》。考洪迈《歙砚说跋》，称揭苏氏文房谱于四宝堂，当由是而俗呼四宝，因增入书名，后来病其不雅，又改题耳。”

《四库》提到的洪迈（1123-1202年）和尤袤（1127-1194年）生卒年代相近，但都晚于苏易简，二者与“文房四宝”一辞似乎都有关系。其中《四库》在为洪迈题跋《歙砚说》等书目的提要中，更详细地谈到了上述“揭苏氏文房谱于四宝堂”的人，是洪迈的哥哥洪适（1117-1184年）。


换言之，《四库》是说苏易简原著《文房四谱》本无他名，是因为洪适曾经把它揭示于徽州的四宝堂，才有人用“四宝”这种俗称称它为《文房四宝谱》的。因此，同为一个时期的尤袤在做《遂初堂书目》时，这才把俗称的《文房四宝谱》等收录了进来，也未可知。

然而问题到这里并没有解决，因为实际上，在比洪适早出生一百多年的苏易简生活的北宋时期，社会上已在普遍使用“文房四宝”一辞了。如诗人梅尧臣（1002—1060年）早就写有“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的诗句。

由此可见，“文房四宝”一辞的来源，尽管与苏易简著作名称没有直接关系，《四库》所记得名于洪适的说法也经不起年代差的考实，但至少在北宋时期，社会上已广泛使用了这一词汇，当无问题。到再晚一些的南宋初年，陆游（1125—1210年），甚至还把“文房四宝”叫做“文房四士”：“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相依”。

但是不知为什么，被陆游入题入诗、称之颂之的“文房四士”一辞，却没有像“文房四宝”那样流行并流传下来。这大概与后者出现和使用的年代较早，更传神地表达了纸、墨、笔、砚在书房中的地位，已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缘故有关。


笔、墨、纸、砚在宋代已成为书房中重要的书写绘画用具，有考古学上发现也可作证。如在福建省福州市茶园山发现的南宋许峻墓中，就发现了整套“文房四宝”用品被随葬的现象。再如河北张家口辽代张文藻家族壁画墓的壁画中，也有不止一幅迄今所见早将笔、墨、纸、砚同绘于一处的“文房四宝”图画。其中7号墓“童嬉图”壁画中（如图），有四童子藏于后面嬉戏的柜子，发掘者认为是食盒，但有研究者认为，应当是文房用具，可放置纸张、画轴、书札等。这幅画的墓主人张文藻卒于辽代咸雍十年（1074年），与苏易简、梅尧臣等人生活的年代甚为相近。这些无不说明，如果笔、墨、纸、砚不是经历时代的积淀，逐步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实用基础，那么“文房四宝”一辞是不会在宋代终成用语的。

说起来，“文房四宝”中的“四宝”谱系还有据可考但作为书写、读书等处所的“文房”的起源，却实难考实得多。像唐代杜牧《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中所言“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已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比较早的“文房”用辞了。因此说“文房”一辞于唐代就已出现，或者还可能更早一些到南北朝时期，当不至于引起太大异议。


但问题是我们这里提到的文房，其实多属于概念或属性范畴，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的文献著录、考古发现以及研究成果，能告知我们唐代的文房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形态。

将有关文房四宝的起源研究，延伸到与其关的书画空间场景中，是在变笔、墨、纸、砚的静态讨论为书画者行为的空间动态考察。因为文物的研究方法乃至文物观，正在发生从单体到整体再到群体的转变，了解和复原古代书画用具与文房乃至与文人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书法用具发展的史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