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真书体”市场逐渐走热理性认知尚待时日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在政治、经济、司法、外交、教育、社会、新闻、言论、文学、

文化、思想学术(一项即涵盖百科)等领域均有贡献。同时，梁启超也是继康有为之后又一位碑

学巨匠。梁启超在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是通过其碑学和金石学贡献而奠定的。就是这样一位有书

法成就的书法家，却一直未能享有其书法史及书法市场应有的地位，本文将围绕此予以说明。

?　梁氏“真书体”三个阶段

　　梁启超主要的书体为真书(现在通称行楷书)，兼摄篆、隶、行、草等书体，其晚年尤以真书创作

达于极诣，几乎件件。梁启超早年受过严格的馆阁体训练，从欧楷入，楷书功底深厚，至今仍可见

其晚年真书犹有欧楷的险峻之象。后在康有为影响下，渐由原来的欧体转向魏碑体。梁启超虽然受康氏

碑学濡染尤深，但在实践中并未被其凌厉张扬的书风所感染，而是选择了从颜、欧入手，上溯六朝碑版

，尤醉心于《张猛龙》《高贞碑》《张黑女墓志》等，并了其树一帜的真书体风貌，民国。

梁氏真书的特点是化方为圆，化柔为刚，化直为曲，以篆分之法入于真楷，以真楷之法入于行草，故篆

隶真行草融于一体，打破了单一书体的桎梏。1939年丁文隽在其所著的《书法精论》中称梁氏真书“结

字之谨严，笔力之险劲，风格之高古，远出邓石如赵之谦李瑞清诸家之上”，可谓的评。

　　一般通行的说法是，梁启超书法的探索与书风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个阶段是从梁启超少年习字始至1911年民国成立前，也即梁氏40岁之前，是梁启超书法实践的

承袭期;第二个阶段是1912年至1922年，即梁氏40岁至50岁间，是梁启超书法实践的融合期;第三个阶段

是1923年后，也就是梁氏50岁之后，是梁启超书法风格的升华期，梁氏以方笔一路魏碑之体势和笔意融

入行书之中。这一时期的梁氏真书，用笔沉着稳健，方圆结合，轻重、徐疾、提按分明，既在每笔之中

体现运笔的规范，又在结体中出丰富的运笔变化，是其真书体成熟的标志之一。

　　梁启超学书甚早，蒙童时即已接触书法，但其系统的书法启蒙是在1890年，彼时18岁的梁启超与陈

千秋同受业于康有为开办的广州万木草堂，攻读经世之学，时逾数载。康氏是中国近代书学史上提倡碑

学且卓有造诣的书法家，1889年写成《广艺舟双楫》。这部碑学理论著作，了近代碑学书风的发展

，梁启超自然也要受康氏“尊碑抑帖”思想的影响。但梁启超在学书过程中并没有对康氏亦步亦趋，更

没有生硬地去模仿康氏书法。同时，康有为主张“尊魏卑唐”，认为学书“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

，无复窥见古人之日”。而梁启超在学书上也没有盲目接受康有为“卑唐”的主张。在广集历代碑版的

基础上，他选择从唐楷颜、欧诸体入手，并由唐牌上溯六朝碑版，进而研习汉碑。在习碑上，康氏取法

圆笔一路的魏碑，尤得力于《石门铭》;而梁启超则毅然摆脱“康体”的“阴影”，选择了方笔为主、方

圆结合的北魏碑志如《张猛龙碑》《高贞碑》《爨龙颜碑》《张黑女墓志》和《李超墓志》等，试图另

辟蹊径，个人特的书风。

　　据新会籍梁启超研究陈福树撰文记述，现在能见到的梁启超早的楷书书迹有两件：一件是

1894年为家乡茶坑村文昌阁撰书的门联，另—件是1898年致康有为的小楷信札。从梁氏的这两件早期的

楷书中，尽管未有风格可言，从字里行间却可窥见其年轻时对书法学习的认真态度。

　　流亡日本的14年间，梁启超从事社会活动与著述之余，书法用功多的即是王羲之的小楷《黄庭经

》。他在1909年至1911年间，先后以小楷手抄自作诗集以及《南海先生诗集》各一册，从这两册手抄诗

集的小楷手迹中，可见在当时梁氏于“二王”小楷的功力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当时康有为显然对他

的这两册手抄诗集所展示的书法艺术十分满意。康氏在梁启超手抄自作诗集中多处就书法的用笔、结构

方面做了眉批，还在梁启超手抄的《南海先生诗集》题诗，称赞其书法“精妙绝伦”。

　　1912年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回到中国。在政务与著述之余，一如既往钟情于他的“业余爱好”。只

要一有闲暇，他便倾情于临池习书。从梁氏1914年所书的《赠鹤俦仁兄楷书对联》及1915年《题西樵山

白云洞楷书对联》等作品可看出，经过多年的临习，其书法水平已有明显的提升。1916年间，他曾再度

以欧阳询《化度寺碑》为书课加以精心临习，说明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不断在唐代欧楷与魏

碑之间来回游弋，似乎在探索两者之间可以相融的路径。1916年楷书署《盾鼻集》书名便是他这一探索

经历尚未成熟的“产品”。其间，他还深研隋《龙藏寺碑》，意在探索从魏碑到唐楷嬗变的轨迹。

　　梁启超在1922年50岁之前，其真书面目尚不能说已经形成自己特的风格。然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

，梁氏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北魏碑志的临摹。直到50岁以后，他还对多种魏碑进行过认真临习。正由于他

对北魏碑志的广采博取，从而为他50岁以后书法风格的形成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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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梁启超在50岁前后，还着力研习汉碑，探索取汉隶笔意，以丰富魏碑书体的神态。1925年2月5

日，他在致仲策弟的信札中写道：“日来写张表，专取其与楷书接近。一月之后，请弟拭目观我楷书之

突飞也。”可见他其时对自己这种以隶分入楷的探索是充满高度自信的。

　　字画市场逐渐走热1922年以后，梁启超的真书已开始形成自家风貌，进入高度成熟期，但尚未达于。这一段时间

，他取唐人楷法和汉隶笔意融入魏碑，刚柔相得益彰，形成了清刚而俊雅的审美风格。其结体多以魏碑

扁方的体势为主，但欧体楷书的险峻特征仍隐约可见。这时的梁氏书法，用笔方整为主，圆润为辅;横画

、竖画起笔方利瓷器，收笔圆润及转折之方棱，均取法魏碑;而横画收笔上翻，撇捺伸展外拓，形成一种飘飞

状，具有明显的汉分笔意。1925年以后，尤其是梁启超生命的后两三年间，是其书法艺术臻于老境、

风格得以升华的时期，也是作书为频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梁氏真书，已然脱去了单纯的唐人楷法或

北魏楷书的体势，而走向了多种书体的高度融合。

　　由于梁氏晚年真书的这种高度融合性，故此，许多人皆欲模仿，但真正能模仿到家的，少之又少。

故梁氏赝品虽多，然大多一眼即能识别。一般模仿者根本不具有梁氏的学问修养和对真书的深刻体悟，

难具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