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风格分析派:方闻、李铸晋、吴讷孙、何惠鉴
第二个流派是从书画视觉方式入手的图像风格分析派,这种与传统书画鉴定方法大相径庭的鉴定方法,源于新的学术思想方法与中国传统绘画史学研究的结合。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为英人波西尔的《中国美术史》中译本作序,倡导对中国画的系统研究;学者兼画家陈师曾也很早译介了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一书,并写了《文人画之价值》的名篇。二战后,鉴于中国艺术品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大量流散海外的事实,美国便开始大批吸收华裔美术史家赴美学习研究,并让他们长期执教于各所大学和艺术研究机构。如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方闻、堪萨斯大学的李铸晋、耶鲁大学与华盛顿大学的吴讷孙以及克利夫兰博物馆的何惠鉴等学者。直到80年代,陆续赴美求学且学有所成、颇具影响的尚有石守谦、陈葆真以及方闻先生的高足傅申等几位学者。
鉴定工作,本应是"铁面无私"的,但从种种角度"侦破",按极公正的情理"宣判"。然而它究竟不同于自然科学,"一加二等于三,"氢二氧一是水",即使赵政、项羽出来,也无法推翻。而鉴定工作,则常有许许多多社会阻力,使得结论不正确,不公平,固然有时限于鉴者的认识,这里所指的是"屈心"作出的一些结论。因此我初步得出了八条: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忘形、八容众。项是造成不正不公的原因,后一种是工作者应自我警惕保持的态度。
在杨新的学术之路上,徐邦达、启功两位先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启功,人们一般都知道他是书画,其实他成名很早,而且与故宫有很深的缘分。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设有以学术活动为主旨的,所聘委员俱为有关研究领域的一时之选,故宫聚集了一大批中国当时为的文史及古物研究的学者。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故宫重建,后公布的47位委员中,有书画10位,时年35岁的启功就崭露头角,为世所重,与张珩、蒋縠孙、朱家济、邓以蛰、张爰、张伯驹、徐悲鸿、沈尹默、吴湖帆等并列;其他九位的专长都注明为“书画”,唯启功注明是“书画史料”。杨新得到启功指点,自是十分幸运。在杨新的书画鉴定文章中,可以看到经常引用启功的话。可称为他代表作的《书画鉴定三感》,不仅说明是受启功先生《书画鉴定三议》写法的启发,且其第二点“望气”之法得失有无、第三点书画鉴定的“模糊性”,就是直接引自启功的论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体会作进一步阐发的。
故宫的老一辈学者,不是把书画鉴定视为一项单纯的“技术活”,而是明确藏品的价值,与文物藏品有很深的感情,有着负责认真的工作态度。这是故宫学人的优良传统。杨新先生既学习继承徐邦达等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又学习实践他们对故宫、对文化遗产、对自身工作的严谨认真的态度。
徐邦达、启功先生的教诲,一般不是耳提面命,而主要体现在他们具体的书画鉴定过程中。他们的片言只语,往往重若千钧,凝结着老先生的才学与识见,是他们毕生经验的总结,其中就有度人的“金针”。对学习者来说,则要处处留心,仔细观察,反复体味,当然也要具备相当的基础,还要有灵性和悟性。杨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20多本笔记,就是亲承謦欬的学习记录。在《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一文中,更有满怀深情的真切回忆。1980年他随徐先生在云南省博物馆看“参考品”时,凭着积累起来的知识,把一件曾为乾隆皇帝存疑、亦被张珩先生否定的宋代郭熙山水图判为真迹,得到徐先生的认可,说明他在研究鉴定之路上的勤奋与进步。徐邦达对杨新则寄予厚望,
《韩熙载夜宴图》卷 五代 顾闳中 宋摹本 局部
印章有两类,除了收藏印章之外,还有一种是书画作者自己的印章。通过这种多种印章来作决定。鉴别的主要依据是作家的印章,作家的印章真,说明了书画的可靠性,它亲切地在为自己的书画服务。收藏印章真,通过了流传的来证实书画的可靠性,一重,两重,书画本身的真实性,就稳如泰山了。
鉴别印章的办法是核对,怎样来核对?先把已经被承认是真的印章作为范本,与即将受鉴别的印章,从它的尺寸、篆法、笔划的曲折、肥瘦、白文或朱文来进行核对,要与范本的那方丝毫不爽这就是真的,如有出入,这就是伪。
《富春山居图》 元 黄公望 局部
书画上的印章,主要分为三类:一、作者本人的印章,二、题跋人的印章,三、收藏、鉴赏人的印章。这些印章又分为三个方面:一、姓名、字号、斋馆、堂号印,二、闲文、吉语、警句印,三、收藏、鉴赏印。
书画鉴赏要从作品的风格、笔墨、色彩、构图、章法、画法、印章、纸张、装裱、题跋等方面来进行,其中主要的方面还是书画本身及书法、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