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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背后的大工匠

们在遗迹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在南阳府衙发现的新莽时期铸钱遗迹只发掘了一个角落，但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这可能是国内发现的同时期完整、文物品相好、铭文丰富的一处遗迹”。

那么这个铸钱工坊，文献里有没有提及？

据《资治通鉴》记载，约在公元9年，也就是王莽元年，王莽“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四处造钱。而在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辽宁等地都曾发现有王莽“始元年”时期的铸钱遗迹。
中国钱币学会秘书处处长杨君认为，这些遗迹都是对史实的佐证，南阳府衙铸钱遗迹基本可以认为是王莽政权设立的铸钱工坊，也为这一史实提供了全新的证据支持。

此外，有意思的是，南阳府衙发现的钱范上有铭文“后钟官工褒造十一”，而1976年内蒙古赤峰发现的黑城铸钱遗址出土钱范上也有“后钟官工褒造卅一”铭文。“黑城出土的钱范编号是三十一，而南阳府衙出土的是十一。”杨君解释说。
铭文钱范“后钟官工褒造十一”

两地相距数千公里，工匠“署名”却相同，那么名叫褒的工匠是何许人也？

杨君大胆推测，这个名叫褒的工匠并没有出现在这些铸钱工坊里，而是和其他工匠一起，在王莽政权某地制作了很多不同编号的钱范母版。之后，由五十名“谏大夫”携带“后钟官”工匠们制造的钱范母版前往全国各地铸钱工坊掌管铸钱。而这些母版会根据不同地点进行编号，“已经发现了三十一和十一，未来也许会在其他地方发现别的编号”。

杨君还猜测，名叫褒的工匠极有可能是一位技艺高超且具有威望的大工匠，“估计是一个工匠”。

对于“后钟官”与“谏大夫”这两个官职，杨君解释说它们并无关联，“谏大夫类似于德高望重的大儒，所以派他们去铸钱工坊监督生产，这个职位是俸禄八百担的国家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