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纹是一种反映原始渔猎生活的传统陶瓷装饰纹样。唐代长沙窑有青釉鹿纹褐绿彩注壶,小鹿体态轻盈,边跑边顺盼,是的佳作。宋代缂丝上的天鹿纹移植于瓷器,典型纹饰如定窑白釉盘上的印花鹿纹,画面上两只长角鹿奔跑在枝叶缠绕的花丛中,只鹿回首张望,后一只鹿追赶呜叫。
清雍正 粉彩蝠鹿纹小杯 (一对)
磁州窑枕面上所绘鹿纹动态不同,或在山中奔跑、或在草莽间漫步、或卧于灌木中惊望、或立于路途上徘徊,线条流畅写意。明代晚期流行以谐音和寓意象征吉祥的纹样,鹿纹作为“禄”的替代形象常与蝠(福)、寿桃组合成“福禄寿”吉祥图案出现在青花瓷器上。乾隆朝创烧的粉彩百鹿纹尊,把鹿纹的人文含义推到了,乾隆以后及近代仿制品较多。
景泰五年(1451)有减饶州岁造瓷器三分之一的记载;天顺元年(1457)曾派中官赴景德镇督烧瓷器,则三朝之中不论官、民窑均有烧造。这三朝的传世青花器物除被称为「云堂手」的人物图器皿外,另有一类以麒麟、孔雀等瑞兽珍禽为主纹的梅瓶、大罐。耿宝昌先生曾指出:「这些器物的风貌与其时画坛高手林良、戴进的画风一致,联系到有关文献记载,笔者认为,这一批青花器,就是继宣德晚期以来的定制,由同一代工匠绘制造就,用于赏赐诸藩王的御窑器」,见1993年出版《明清瓷器鉴定》,74页。
此类单以麒麟入画的十五世纪青花梅瓶极为少见,前文提到一件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麒麟、杂宝云纹梅瓶,见前揭书,74页。
亦可比一件十五世纪青花孔雀麒麟纹大罐,载于东京1976年出版《世界陶瓷全集》
初见于唐代三彩器上,元代盛行。白马又称玉马,特征是两膊有火焰。元代常在瓶、罐上部的云肩形纹饰中绘白马海水纹,习称“海马纹”。如元青花大罐的肩部所绘海马纹,画一匹两膊火焰上飘的白马,不加渲染,配以蓝线勾画的起伏不断的海浪,加强了白马的神奇感。
清康熙 素三彩海马纹碗 (一对)
是龙纹的一种,因其构图上以龙和云组成而得名。龙为主纹,云为辅纹,龙或作驾云疾驰状,或在云间舞动。始见于唐宋瓷器上,如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瓶上的云龙纹、宋定窑印花盘上在祥云间蟠曲舞动的龙纹等。元、明、清瓷器上云龙纹更为多见。
只要学会鉴识釉光,就算在未完全掌握器物断代的知识的情况下,也可准确判定是新瓷还是旧瓷,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市场上留住手边的好瓷。近来,由于民国粉彩瓷器身价急升,成为市场俏货,一些人已开始大量仿制民国,甚至连大路货的桃花病态人嫁妆瓶都在仿制之列。尽管民国瓷器烧制年代并不久远,但器物表面亦有釉光存在。这些出现于市的仿品,器形、纹饰、釉形、釉色无一不肖,稍有疏忽即致“中招”。
《格古要论》
格古要论是中国现存早的文物鉴定专著。明曹昭撰。曹昭字明仲,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生卒年不详。全书共三卷十三论。上卷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四论;中卷为古琴、古砚、珍奇(包括玉器、玛瑙、珍珠、犀角、象牙等)、金铁四论;下卷为古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五论。《格古要论》是明代存世早的一部论述文物概述、名玩优劣、作伪手法和真伪鉴别的文物鉴赏专著。
《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
邵蛰民原撰,余启昌增补,民国二十七年(1939年)铅印本。邵蛰民(生卒年不详),北京人,好金石之学,该书乃根据其历年亲眼所见撰写而成。全书分为总论、时代、出处、色泽、器式、款识、绘画、赏鉴、杂记、附识,共十部分,对瓷器的发展变化、形制特征等详加评论,引证博赅,文笔简练。该书增补者余启昌,字戟门,浙江绍兴人,光绪八年(1882年)生,卒年不详。佘氏于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在北洋中供职,1928年后弃官从文,曾在北平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民国初年,余启昌在友人的启发下开始研究瓷器,此后又经历了承德、沈阳两处文物移存北京及故宫文物清点工作。迨至抗战前夕的古物南迁,余遂立志撰述。1938年夏,得到邵蛰民的《古今,器源流考》,利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为之增补重新编辑,于当年冬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