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四朝钱”,是中国钱币研究界对辽、西夏、金、元四朝钱币的合称。如天津唐石父先生撰有论文《四朝钱币研究管见》,内蒙古卫月望先生撰有论文《四朝钱补》,所谈皆是辽、西夏、金、元四个朝代的钱币。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中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也是将辽、西夏、金、元四个朝代的历史合在一起写,即从907年辽国建立,到1368年元朝灭亡,共有四百余年。
辽、西夏、金、元四朝,是分别由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四个兴起于北方的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它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些民族长期处于游牧状态,生产水平相对落后,所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其统治者发行钱币的观念比较淡薄,铸造钱币的技术也比较低,钱币风格受地域和民族文化影响明显,并且长期大量使用宋钱、白银和纸币。在这样的情况下,风格拙朴、数量,便成为四朝所铸铜钱的共同特点和主要特点。
辽国有自己的契丹文,但辽钱全用汉文,铸造不精。早期辽钱有“上六品”之说,系指天赞通宝、天显通宝、天禄通宝、应历通宝、保宁通宝、统和通宝。其中天赞通宝的铸造,史书确有记载,但是直到20世纪,一千多年间几乎未见实物,元、明、清、民国历代钱谱中皆无其踪影。天赞通宝较早被发现是在 1944年,当时苏州卢氏以铜价购得一批古钱,内有一枚天赞通宝钱,后迭经马定祥、孙鼎收藏,现存上海博物馆。天显通宝亦传世绝少,1940年北京骆氏曾于大房山获得一枚,经南北泉家戴葆庭、方药雨、马定祥等审定为真品无疑,但于抗战后期辗转落入日本人之手,现存日本银行。天禄通宝则被列入古钱珍品之大名誉品。这几品辽钱因存世极罕,且皆颇有些传奇色彩,愈显弥足珍贵。
辽钱中的“下八品”,则指辽代中期以后所铸重熙通宝、清宁通宝、咸雍通宝、大康通(元)宝、大安元宝、寿昌元宝、乾统元宝、天庆元宝,这八品辽钱虽然比“上六品”存世要多,但比起数量的宋钱仍然是稀见品。钱币收藏爱好者也往往因集齐一套品相较好的“下八品”辽钱而引以为豪,可见辽钱之难得。
西夏铸钱,一部分用西夏文,叫“屋驮钱”。“屋驮”二字,一说指西夏文字的形状,一说为汉代西域国名。西夏灭亡后,西夏文一度失传,近年学者们对新发现的汉、西夏两种文字同在一碑的碑文进行研究,使西夏文的释读大有进展。西夏文钱币,包括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这些钱皆为光背小平铜钱,非常少见,属于古钱。
西夏所铸汉文钱,形制大小与宋钱相似,书体均为楷书,较为常见的有天盛元宝、乾祐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等,有铜钱,也有铁钱。除元德重宝为折二钱外,其余都是小平钱。比诸粗犷的辽钱,西夏钱币的铸造比较精美,书法也比较俊逸、流畅。
金世宗时期所铸大定通宝,文字劲秀,规格严谨,堪与宋徽宗时期所铸大观通宝媲美,深得后世钱币收藏家好评。这与金代铸钱善于汲取宋钱精华密切相关。金代铜钱因此被誉为“宋代铜钱的一面镜子”。大定通宝对后世各代钱币铸造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在元代的至大通宝、至元通宝、至正通宝,元末起义军的天启通宝、天定通宝,明代的大中通宝、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铜钱上,都能看到大定通宝的影子。北京原是金代的中都,曾经多次出土金代的大定通宝钱,宣武门外原有一座古庙“大定庵”,传说就是因利用出土的大定通宝钱修建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