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画收藏名家名人字画私人老板收购

一件元人书画，一人看为假，旁人说它真，还不要紧，至少表现说假者眼光高，要求严。如一人说真，旁人说假，则显得说真者眼力弱，水平低，常致大吵一番。如属真理所在的大问题，或有真凭实据的宝贝，即争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则谁又愿生此气。
有一件旧仿褚遂良体写的大字 《阴符经》，有一位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从书法艺术上特别喜爱它。有人指出书艺虽高但未必果然出于褚手。老先生反问："你说是谁写的呢？谁能写到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答不出，这件的书写权便判给了褚遂良。

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定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挂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旁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说："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如何尊重群众！
一次收到外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参考的意见，他们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 ‘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口晚节末路之难也。"这话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以上诸例，都是有根有据的真人真事，仿章学诚《古文十弊》的例子，略述如此。

杨新与他的两个同学从中央美院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这于中央美院与故宫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对美院来说，他们是该院新开设的美术史系的届毕业生。对故宫来说，在此前后则很少进大学生，直到1987年张忠培先生到故宫博物院当院长时，全院968名职工，其中本科毕业生也仅44人，而且是不同时期因多种原因来到故宫的。因此科班出身的这三个人在“文革”前同时到故宫，这是故宫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件大事。他们果然不负众望，后来都成为的，在故宫业务和学术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杨新在故宫从事中国古代书画的陈列与研究，除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业务外，又曾跟随徐邦达、启功先生为主力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到全国各大博物馆鉴定书画，眼界大开，知识渐长，使其书画鉴定研究有了更为厚实的基础。

在杨新的学术之路上，徐邦达、启功两位先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于启功，人们一般都知道他是书画，其实他成名很早，而且与故宫有很深的缘分。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设有以学术活动为主旨的，所聘委员俱为有关研究领域的一时之选，故宫聚集了一大批中国当时为的文史及古物研究的学者。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故宫重建，后公布的47位委员中，有书画10位，时年35岁的启功就崭露头角，为世所重，与张珩、蒋縠孙、朱家济、邓以蛰、张爰、张伯驹、徐悲鸿、沈尹默、吴湖帆等并列；其他九位的专长都注明为“书画”，唯启功注明是“书画史料”。杨新得到启功指点，自是十分幸运。在杨新的书画鉴定文章中，可以看到经常引用启功的话。可称为他代表作的《书画鉴定三感》，不仅说明是受启功先生《书画鉴定三议》写法的启发，且其第二点“望气”之法得失有无、第三点书画鉴定的“模糊性”，就是直接引自启功的论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体会作进一步阐发的。

《韩熙载夜宴图》卷 五代 顾闳中 宋摹本 局部
印章有两类，除了收藏印章之外，还有一种是书画作者自己的印章。通过这种多种印章来作决定。鉴别的主要依据是作家的印章，作家的印章真，说明了书画的可靠性，它亲切地在为自己的书画服务。收藏印章真，通过了流传的来证实书画的可靠性，一重，两重，书画本身的真实性，就稳如泰山了。
鉴别印章的办法是核对，怎样来核对？先把已经被承认是真的印章作为范本，与即将受鉴别的印章，从它的尺寸、篆法、笔划的曲折、肥瘦、白文或朱文来进行核对，要与范本的那方丝毫不爽这就是真的，如有出入，这就是伪。
《富春山居图》 元 黄公望 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