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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1895-1953年),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
徐悲鸿,不仅擅画马,也擅画狮、鹰、猫、鸡、鹅等各种动物,尤其是他画的雄鹰、雄狮都威猛无比。今天我们来看看他画的不一样的老虎,这些画作都一改他画狮、画鹰的风格。
我国传统字画市场初起步时的经济基础确实不理想,再加上后来国内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更是有点雪上加霜的味道。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字画、能够表明中国历代王朝文化的陶瓷和红木家具等一些十分有价值的历史珍品都在这些政治运动中被当作“封资修”的产物被无情地破坏或扫人了垃圾箱。经过这些政治运动,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更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市场流通渠道闭塞,艺术品基本上无法在通,所以国内一些人为了牟利,还偷偷将文物、艺术珍品运出国境,流入国际市场,这样造成了我国大量历史瑰宝的流失,对于我国传统字画市场来说又是一笔财富的损失。
不过,改革的春风终于让我国传统字画市场等来了黎明的曙光。20世纪80年代后,的号角吹响了,我国传统字画市场开始有了生机,我国传统字画、陶瓷等艺术品都被列为商品悄然进人刚刚兴起的第三产业,这样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才得以走出过去的“悲惨命运”,从历史长河中慢慢兴旺起来。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于精神文明追求的日益增强。艺术品市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起步缓慢,我国艺术品市场在这些年的兴旺发达是十分迅猛的。除了我国各地区的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纷纷吸纳珍品外,民间的收藏活动也得到了复苏,各类民间收藏团体、民间收藏馆、展览馆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遍布大地。艺术品投资成了当今社会新的投资热点,这一来由于投资艺术品的风险要远远低于投资股票、期货,二来人们都把投资、玩赏名人字画和陶瓷看作是提高自身身份档次和地位的标志,所以这几年国内艺术品投资热潮此起彼伏,艺术品市场也借着东风由此兴旺起来。不仅人气急剧上升,而且我国传统字画市场发展潜力。
徐悲鸿的群马,是徐悲鸿马中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群马取材于1940年克什米尔当地的骏马,徐悲鸿当时见到此马格外兴奋,《群马》灵感油然而生。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主要描绘了两匹背向观众的马,后面又配一匹侧向的马,为了使画面有变化,又在右边画了一匹低首觅食的马。
《九方皋》取材于《列子·论符篇》的一个故事。大意说:春秋时代有一个相马的名士伯乐,他有一个好朋友叫九方皋,其辨认好马的能力不在伯乐之下。有一次秦穆公想求一匹好马,伯乐就介绍九方皋给秦穆公。于是九方皋在外面寻求了3个月,终于找到一匹黑色的雄马。可当秦穆公询问他马的雌雄和颜色时,却令秦穆公大失所望。秦穆公对伯乐说:“九方皋连马的雌雄和颜色都不能辨认,如何能认识马的好坏呢?”伯乐说:“九方皋观察马的时候是见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意思是说九方皋不重视马的表皮外相,只重视它的内在精神品质,他对于马的真正知识是无人可比的。秦穆公仔细检验了这匹马,果然是天下的马。因此我国从古至今,把伯乐和九方皋比作善于认识人才的人。此幅《九方皋》图是七易其稿所作,画面着力于九方皋这一人物的刻画,表现了这位气度非凡、善辨识广的精明长者,在发现骏马时喜悦但不露声色的神情,而那黑色的骏马则因知遇而双目放光,跃然欲驰。
徐悲鸿把西方艺术手法融入到中国画中,
创造了新颖而特的风格。
他的素描和油画则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
他一生所作素描,不下千幅,
以肖像和人体多,
其笔下的素描人体更是!
徐悲鸿的老同学章伯钧,
曾说过这样一番话:
“有一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
悲鸿对我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
我说:‘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画的女人。’
他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送的。”
可见,徐悲鸿不光于感情中与女性
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
于艺术创作中,
对其女性人体画作也有着
特的见解和喜爱……
无论是油画、水粉画、水彩画、版画、素描、速写,让读者看到的都是作画者的创意、构思、布局和技法。而中国画却把画题、作者的心得甚至一些第二人乃至第三人的感受,直接写到画面上。文字和画面给了鉴赏者更加广阔的欣赏空间。
悲鸿先生在题款中说明了此卷的创作背景:“途间忽忆翌日将应半农老友之命,为生平破天荒之工作,遂未能尽兴观山,匆匆而归,今日既画又窘思索,乃两失之,殊可笑也。”画卷引首是马衡篆书“春山驴背图”,长卷展开北京西山之金山风光,见一古装骑驴者和一荷担者正缓缓地步入深山,各种秀美景致随即在观者眼前铺陈开……饱览过这4米半的画卷,人们无不被那出神入化的北京西山美景带入一种欢欣愉悦的境界。而当时中国社会的实况是东北沦陷于日寇之手,华北、北平危急。作者在创作《春山驴背图》时,其心境实在难以做到与金山秀丽风光的统一;只得无奈地把日前所观处于危亡之际的祖国大好“春山”景色,通过“驴背”上的古装者,倒转时空数。
另有陈援《徐悲鸿画款轶闻》一文中提到,徐悲鸿先生在壬申岁春日还创作了一幅水墨画,长108厘米,宽53厘米。画的是故宫御花园的老柏。主干道劲,写出了几老树的沧桑;枝叶疏密有致,看得出松柏常青的寓意;树前树后的地面上,间或点缀的小草,与传统国画有所不同的是把西画透视理论有机地融进了中国水墨画。
这幅画上有款两则。一则是:“伯早仁兄雅赏。悲鸿写故宫老柏,不能忘马君叔平导游之惠也。壬申岁春日。”徐悲鸿钤了印章两枚。另一则是:“壬申暮春之初,余见悲鸿为于君右任画故宫老柏,尔甚佩之。此为伯早君作,余大畏之。一步一进何其速也。记之,以效悲鸿之后来。白石山翁齐璜。”并以印鉴。这幅画的两则题款向我们说明了此画的来历。1932年春,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先生陪同徐悲鸿参观游览了故宫后,徐悲鸿创作了《老柏图》。这幅原创画徐悲鸿送给了于右任先生。齐白石先生看了后“甚佩之”。几天后,徐悲鸿又画了一幅《老柏图》送给他在巴黎留学的同学陈绵(字伯早),白石老人看了这幅作品,更是大加赞赏,于是欣然在画上落款,并说出了这幅《老柏图》是“效仿”送于右任那幅《老柏图》而作的来龙去脉。
《春山驴背图》和《老柏图》的现世和它们的故事,引起了我的诸多回忆。记得我在廖静文先生所著《徐悲鸿传》中,只看到作者对此画的创作仅一笔带过:“悲鸿在北平还结交了五四时期的白话诗人刘半农先生,为他画过《春山驴背图》的画卷。”而传主创作此画的年份(1932年),及其是年的社会活动及创作活动均是空白。再查阅悲鸿先生年谱,1932年也同样无所记。也许我的一些回忆,可填补悲鸿先生这段历史空缺的遗憾吧。
由于与我有着总角之交的马思猛的关系,我有幸于童年时代就认识了他的爷爷一当年率领故宫人护卫故宫文物避寇万里大迁徙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结识了他的父亲——戏剧家马彦祥先生,并与这个浙江鄞县的马氏家族结下了不解之缘。更有幸的是我在马家亲眼观赏到徐悲鸿先生为马衡先生、马彦祥先生父子两代所作书画,除大饱眼福外,也从画中题款意会到徐悲鸿先生与马衡先生、马彦祥先生父子间,书画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