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潼南正规古董免费鉴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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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大已故教授张涤华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一篇长达三万多字的题为《论〈康熙字典〉》的论文，全面论述了该书。1983年，张涤华先生编选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集《张涤华语文论稿》，也把这篇《论〈康熙字典〉》编选了进去。该论文的贡献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此书进行了一个圆照的分析。其论编纂这部字典的原因或目的归为三点：，玩弄过去封建王朝的老圈套，借修书来笼络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怀柔手段;第二，采用过去封建王朝的又一骗人手法，在武力大肆镇压之后，来一套稽古右文的把戏，借以点缀升平，炫耀新朝的文治;第三，通过修书，检查并销毁一切不利于清朝的文献记录，借以加强封建统治。

张先生的议论虽然批评多了一些，但是足以启发我们，《康熙字典》是一种政教手段，只有“怀柔”，知识分子才会服膺现实政权，这对于国家是有益的。古人说，骑马打天下，而治理天下要靠儒生，“稽古右文”、点缀生平、销毁禁书，正是高明的政治策略，这无可厚非。“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食古不化的腐儒理当受到查处。不过，统治者应当采取更为宽厚的手段，动辄满门抄斩的封建做法只能招来更多反抗。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皇帝在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三月下达上谕，诏令张玉书、陈廷敬等人，组织了当时翰林院的学士、编修三十人，按照字典编撰式例编撰而成的一部划时代的字书。该书前后用了五年多时间，至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乃成。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康熙字典》的文字、体例、编撰过程等方面的考证，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问题是，《康熙字典》既然是皇帝亲自下诏书编撰，便和民间私人著述不同，它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典籍，仅仅关注其学术意义，未免会对学术背后的政治语境有所忽略。有鉴于此，本文尝试立足于政治、学术的角度，着重分析以下两个问题。

从“上谕”和“序言”看

《康熙字典》的现实政治意图

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初九，上谕南书房侍直大学士陈廷敬等，康熙皇帝说：“朕留意典籍，编定羣书。”连年以来，编订了《朱子全书》、《佩文韵府》、《渊鑑类函》、《广羣芳谱》等各种典籍，因此，理解《康熙字典》的政治学意义，不应孤立地瞄准这一本书，而应将其和其它典籍并列齐观，即放在康熙何以要编撰书籍这一文化背景下加以勘察。康熙御定可《朱子全书》，朱熹乃是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皇帝编撰此书，本是鉴于此书本指隐没，因此“表彰朱子之学，而睿鉴高深，洞烛语录文集之得失”，才命令大学士李光地等汰其榛芜，存其精粹，以类排比，“奉此一编为指南，庶几可不惑于多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