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哪里可以鉴定四大砚台

砚台本身不会说话，砚台的故事和历史，全凭借历史学家来解读和诠释，因此历史学家从物质材料中往往只能追求其真实性的倾向，而非的真实性。高彦颐教授在第四章中梳理文本材料和物质材料，通过优美的文字和清晰的物证图片邀请读者走进了一场视觉盛宴，作者通过将砚台放置在原有的历史语境下，将砚台和清初流行的其他文物相对比，赋予砚台以新的生命力。本章让我想到文学意象与砚台母题之间的联系。诸如“燕子”、“杏花”等意象在诗词中也十分常见，也是诗人表达自我的方式之一。而赋予文学意象以意义，并且能够理解它们个中奥妙的是男性文人士子。这些文学意象的理解是如何转化到砚台母题上的？

　　第五章《福州：收藏家们》引入地方史视角，以砚台为中心，编织起福州文人社交网络。本章主要探讨砚台收藏对福州文人收藏家们的男性身份以及社交能力的影响，勾勒出一幅文人雅士共赏砚台的交游风貌。作者探讨了以砚台鉴赏为中心形成的福州砚台收藏家社交圈和《砚史》出版集结的关系。作者指出，在1700年代到1740年代盛行的福州砚台收藏家组成的社交网络可分为三层：有亲属或姻亲关系共享文化资源和社会化进程的核心层；第二层是前者的亲属或是友人，他们或在福州任官，或是福州地方人士；第三层是为边缘的一层，主要是官员，艺术家、举子等。（156）作者认为，由福州文人收藏家组成的社交网络的形成史和《砚史》的文本历史互相映照。

　　砚台收藏家社交圈子的形成和《砚史》的出版都可以追溯到林佶、许遇与余甸一起共同学习碑拓和篆刻工艺的少年经历。在当时福州砚台收藏家社交圈的形成过程中，对古碑铭的学习和当今砚台的题铭篆刻是同步的，收藏家们在分享石刻技艺的同时也积累了对砚台的了解，碑铭和砚铭两种不同媒介的书写形式说明当时福州文人对书写是一种物质化活动的共同认知。

　　本章中作者还指出砚台的收藏行为并非起源于清初，砚台收藏的热潮由北宋时期宫廷开始。作者通过探索宫廷轶事与民俗故事，以米芾，包拯等人为例，论证砚台收藏者的文化形象与砚台鉴赏息息相关，描摹了砚台收藏者多面的个人形象。在北宋时期，宫廷的政治特权和文化品味仍然主导着品味和价值标准的确立。而清初文人鉴赏家对于砚台品味知识相关话语权的争夺则蕴含着地方文人士子的渴望，他们将对砚台收藏的喜爱和狂热辐射到帝国其他地区，并且希望以此与帝国其他地方对技术文化不屑一顾的达官显贵们区分开来。

　　在砚台的鉴赏与收藏过程中，砚台在男性文人的公共、日常和精神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以砚台为中心的鉴赏和收藏知识分享生产是性别化的，是纯粹的男性士人活动，砚台的鉴赏和收藏知识、砚台的使用及赏玩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男性拥有特权去解释手中握有的小小一方砚台。需要共享审美经历和知识的士人团体进行“解码”，这些鉴赏知识包括它的形制，材料来源，颜色，触感等等物质特性，只有对砚台制作工艺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的文人雅士才有资格参与到市场的交换，方能有幸一窥名砚风采。

　　在编织男性士人社交网络的过程中，作者还发现，女性的声音在砚铭中由此隐去，女性身份在砚台鉴赏知识呈现的过程之中由男性声音所建构，这因此进一步论证了砚台性别化的特质提醒着我们清初的性别界限在人们对物事的经历和喜爱上也难以改变。这是否和清前期女性参与诗作活动中引发的男性焦虑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