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于文物店的书画鉴定
先生,1983年参加了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他治学严谨,考证精微,在七人中尤以熟悉小名头而,这正好可以弥补偏重大家研究的不足,对于整体把握中国书画史和鉴藏传世书画颇具意义。在长期的实践中,勤奋好学的品行使得他尤精于书画断代、辨伪中的相关细节,如他对明代吴应卯大量伪冒祝允明作品、王宠的弟子金用伪造其师作品、八大山人和张大千赝品的研究等。这种极为精细的研究,对于甄别当今以高超手段作伪的书画现实意义。
一件元人书画,一人看为假,旁人说它真,还不要紧,至少表现说假者眼光高,要求严。如一人说真,旁人说假,则显得说真者眼力弱,水平低,常致大吵一番。如属真理所在的大问题,或有真凭实据的宝贝,即争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则谁又愿生此气。
有一件旧仿褚遂良体写的大字 《阴符经》,有一位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从书法艺术上特别喜爱它。有人指出书艺虽高但未必果然出于褚手。老先生反问:"你说是谁写的呢?谁能写到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答不出,这件的书写权便判给了褚遂良。
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定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商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故宫的老一辈学者,不是把书画鉴定视为一项单纯的“技术活”,而是明确藏品的价值,与文物藏品有很深的感情,有着负责认真的工作态度。这是故宫学人的优良传统。杨新先生既学习继承徐邦达等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又学习实践他们对故宫、对文化遗产、对自身工作的严谨认真的态度。
徐邦达、启功先生的教诲,一般不是耳提面命,而主要体现在他们具体的书画鉴定过程中。他们的片言只语,往往重若千钧,凝结着老先生的才学与识见,是他们毕生经验的总结,其中就有度人的“金针”。对学习者来说,则要处处留心,仔细观察,反复体味,当然也要具备相当的基础,还要有灵性和悟性。杨新做到了这一点。他的20多本笔记,就是亲承謦欬的学习记录。在《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一文中,更有满怀深情的真切回忆。1980年他随徐先生在云南省博物馆看“参考品”时,凭着积累起来的知识,把一件曾为乾隆皇帝存疑、亦被张珩先生否定的宋代郭熙山水图判为真迹,得到徐先生的认可,说明他在研究鉴定之路上的勤奋与进步。徐邦达对杨新则寄予厚望,
《韩熙载夜宴图》卷 五代 顾闳中 宋摹本 局部
印章有两类,除了收藏印章之外,还有一种是书画作者自己的印章。通过这种多种印章来作决定。鉴别的主要依据是作家的印章,作家的印章真,说明了书画的可靠性,它亲切地在为自己的书画服务。收藏印章真,通过了流传的来证实书画的可靠性,一重,两重,书画本身的真实性,就稳如泰山了。
鉴别印章的办法是核对,怎样来核对?先把已经被承认是真的印章作为范本,与即将受鉴别的印章,从它的尺寸、篆法、笔划的曲折、肥瘦、白文或朱文来进行核对,要与范本的那方丝毫不爽这就是真的,如有出入,这就是伪。
《富春山居图》 元 黄公望 局部
《大唐三藏圣教序》 褚遂良 楷书 局部
著录对于鉴别,虽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然而,仍然起信任作用,而且对加强书画的地位,具有很大的威力,它足以引人入胜或者到迷信的地步。
别字:历来把写别字的问题看得很严重,书画作者等都不至于有此等错误,如书画上或题跋上,尤其是书画上的题款等等出现了这种情况,都被认为是作伪者所露出的马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