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批次的青料会因烧制温度的不同,或因器物的釉料及胎土质量的不同和器物在窑炉里摆放的位置不同等因素而出现色泽的差异变化。
同一批次的青料在不同的火焰氛围里会发生色泽的变化,而装载器物匣钵的质量决定了匣钵中的还原焰是否,尤其是国产青料在还原焰和氧化焰的不同气氛中会使青料中氧化锰的发色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学者张浦生在研究青花微量元素时,详细地分析了其中几种主要元素在各种条件下发生不同变化的规律:钴元素氧化气氛下呈蓝色、紫色,还原气氛下呈蓝色、暗红色。
虽然说各种原料都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可循,然而各种矿物成分匹配比例的交织变化和物质依存条件相互变化所产生的不确定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在鉴赏宣德青花瓷器的过程中应充分地尊重客观历史,采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谨慎实践,尤其是在没有科学仪器配合的传统鉴定时,一味地追求苏料特征,难免会造成认证时的误判,从而产生有损于文物保护事业的负面影响。
关于宣德青花艺术的历史评价
明代学者田艺衡在《留青日札》中记录:“宣窑”,大明永乐窑、宣德窑、成化窑,皆纯白,或回青、石青画之,或加彩色。宣德之贵,今与汝敌,而永乐、成化亦以次重矣。
明代万历学者袁宏道在《瓶史》里记载:但得宣、成等窑磁瓶一二枚,亦可谓乞儿暴富也。“青花宣德贵”已成古今学界共识。不过问及:青花工艺自唐而始,宋、元、明、清各代都有为何“誉宣窑”,再问因何而贵之时,却众说纷纭且不知其所以然。笔者带着这些问题研究考证后发现:宣窑之青确有耀其身的客观因素,成就了“青花宣德贵”的旷世美誉。
龙泉窑是我国的民窑之一,位于浙江省龙泉市境内南部山区而得名,与福建省毗邻。境内丛山耸峙,溪流纵横,瓷土品质优良,蕴藏丰富;森林茂密,烧窑燃料充足;加上瓯江水运畅通,产品运销方便,有着瓷业生产所需的的自然条件。龙泉窑青瓷以自身特风格和的艺术成就,而享有“陶瓷之花”的美誉,其产品常被形容为“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罄”。龙泉青瓷在北宋进入了发展时期,采用垫圈垫烧的方法,产品以碗、盘、壶、杯等生活用具为主,造型厚重规整。普遍使用刻划花,装饰内容有花卉、水波、游鱼等,南宋晚期达到鼎盛。元代龙泉窑产品由前期的薄胎厚釉演变为厚胎薄釉,胎壁厚实,质地细腻,釉色葱绿,色泽清亮,普遍饰有花纹,装饰技法有刻划、模印等等。元代在大件器皿的工艺上有所突破。瓷器装饰花纹的精美,了前代。明代龙泉窑青瓷的特点是胎体厚重、笨拙,釉层透明度较高。不加纹饰的素器施釉较带纹饰的器物施釉厚,质量较粗糙。器形种类主要有碗、瓶、炉、壶、盘,但亦能烧造一些大器,如大盘和大花瓶等,这在当时来说颇为不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馆藏龙泉窑青瓷不仅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也是研究龙泉窑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弥足珍贵。青州市博物馆藏有多件龙泉窑青瓷。
在中国陶瓷史中,有一些品质特的瓷器因前人提及、后世而变得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如秘色瓷、柴窑器、红定瓷等。随着世事变迁,一些考古新发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有些古瓷谜团已得破解,有些依然迷雾重重。
其中,仅就宋代“定州红瓷”的史实真相而言,由于史料与瓷器实物的相对匮乏,人们对其尚不能准确地描述与认知。
若干年来,由于机缘所致,笔者有幸陆续接触和捧读过多种工艺类别的宋代定瓷珍品,其中一些曾在史册典籍中有所闻、却无所见;还有一些根本就是闻所未闻、前所未见;并由此得知:位列宋瓷的古代定窑,不仅大量烧制白色釉瓷器,也曾先后烧制出黑色、绿色、紫色、酱色、褐色、红色、黄色、蓝色、窑变色等诸多色调鲜明、色彩斑斓的精美瓷器。因本文主题及篇幅所限,在此,仅对宋代定窑红色釉瓷器略作解析,其他诸色暂不涉及。
红色是中国民众普遍喜爱的颜色之一,在战汉时期的古陶上即已发现用朱砂作为红彩颜料装饰的作品。之后,在晋、南北朝的陶塑人物俑像上,也偶可见到红彩点染装饰的痕迹。而唐代的三彩、绞胎及一些陶塑器物上,则大量出现了以红彩涂染的陶艺作品。不过,这些都属于冷装饰的工艺技法,是在器物烧成后,再以红色颜料渲染的。
目前已知早烧造的、以的红色釉作装饰的瓷器,是宋代定窑的产品,这类红色釉瓷器,有古人的记述可为凭据。
再后,定州红釉瓷器在周辉的《清波杂志》中也有记载:
“辉出疆时,见虏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近处所出,非真也。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谓荧惑躔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时有玉牒防御使仲檝,年八十余,居于饶,得数种,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红瓷器,色尤鲜明。”
周辉,字昭礼,《清波杂志》是其平生见闻笔记汇录,这段文字叙述仲械向他“出以相示”景德镇窑烧制的“色红如朱砂”的红釉瓷器。仲檝将景德镇窑红瓷与定窑红瓷相比较,得出“比之定州红瓷器,色尤鲜明”的结论。这种釉色差别,恰恰揭示出定窑红瓷的品质,即:红定的釉质是一种乳浊釉,釉色虽很莹润,但亮度和透明度都不如景德镇红釉瓷色“鲜明”。周辉的记述足以证明当时定窑烧制的红釉制品流通领域已相当广泛。
再后,元代蒋祈的《陶记略》中,亦将定窑的红釉瓷用来与景德镇瓷做比衬:
“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其视真定红瓷、龙泉青秘相竞奇矣。”
这段话的语义很直白,表述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享有“饶玉”美名,可与“红玉”般的定窑红瓷以及青玉般的龙泉青瓷相提并论、争奇斗艳。
此段文字有几个概念须解释一下。
自唐人陆羽在《茶经》中将窑场以所处州府冠名始,当时及后世的人们均沿此惯例,将各地窑场冠以州府的简称。定窑窑址所在地曲阳,宋时隶属中山府,而中山府在宋元两个朝代的管辖关系是有区别的。在《宋会要辑稿·方域五》中记载宋时中山府隶属定州路,因而宋代的苏轼、邵伯温、周辉等人皆称“定州红瓷”。《元史·地理志》记载:“曲阳……元初改恒州……逮移镇归德,还隶中山府。”而元代中山府隶属真定路,由此,元代的蒋祈则称为“真定红瓷”。
另外,“龙泉青秘”所指的并不是唐、五代时期越窑出产的秘色瓷,越窑与龙泉窑虽然都烧青瓷,但两个秘色不是一个概念。南宋时龙泉青瓷天下,南宋庄绰的《鸡肋编》卷上有“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谓之秘色”。蒋祈文中的“青秘”使用的正是这一概念。
更后,明代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中亦有红定的记载,就不再赘引了。
入明以后,举凡涉及古陶瓷之书,无不论及定瓷,但撰著者的文意或为器物赏介,或为沿袭旧说,少有新意,并已失去宋人文字的实证意义。因此,对后人著述中的传抄摘引,不引也罢。
上列几位宋元文人有关定窑红瓷的记述,皆为当时人、当事人记录当时事,均是本人亲历、亲见、亲闻,故真实可信。将这些文字记载作为证据罗列分析,可导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宋代定窑烧制过红色釉瓷器。
而“定州红瓷”尽管在尚未得到人们的普遍公认时,即已出现假冒伪品,但真品红定的红色特质是任何误解与冒犯都无法撼动的。随着人们对定瓷认知鉴赏能力的不断提高,宋代红定的事实真相与品质一定会大白于天下的。红定一定红,也许迟早会成为人们鉴赏“定州红瓷”的思维基点。
错金银铜牛屏风底座,长53厘米,中山王謦墓出土。铜牛浑圆壮硕,尾巴挺直,周身用金银线错出卷云纹,尾巴上有银线和金点错成的鳞片纹,爽快明丽。牛背上有以山羊头面装饰的銎口,用于插放屏风扇。
错金银铜犀牛屏风底座,长55.5厘米,中山王墓出土。犀牛身躯肥硕,全身用金银线错出卷云纹,黄白相间,绚丽夺目。犀牛背上的銎口饰有山羊面纹。
错银双翼神兽,长40.1厘米,中山王墓出土。兽头高昂,怒目圆睁,利齿交错,张口咆哮,利爪外撇,平稳有力地支撑身体,两肋间生出的双翼直指天空,矫健有力,似乎随时准备腾空跃起。神兽的通身饰错银卷云纹和鸟纹,充满了神秘气息,是镇器或陈设品。
错金银神兽,长22.1厘米,中山王墓出土。神兽似牛非牛,颈部前伸,脊背扁平,大肚低垂,四肢短粗,憨厚敦实,周身装饰繁密的错金银卷云纹,是镇器或跽坐的扶手。
十五连盏铜灯,高82.9厘米,中山王墓出土。形状好似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有七节树枝,承托起十五盏灯盘。七节树枝的榫口各有不同,便于安装和拆卸。树上装饰有游动的夔龙、鸣叫的小鸟、顽皮的小猴。树下有两位鲜虞族的家奴,正向树上抛洒食物戏逗群猴。底座由三只首双身的猛虎承托镂空的夔龙纹圆形底座。整盏灯造型特,错落有致,是目前出土的高的战国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