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作为视觉美的含意的第二个转变,源之于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环境的恶化。工业化本身是文艺复兴的成果,至少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欧洲和美国各大城市,城市环境极度恶化。城市作为文明与高雅的形象被毁坏,相反成为丑陋的和恐怖的场所,而自然原野与田园成为逃避的场所。因此,作为审美对象的景观也从欣赏和赞美城市,转向爱恋和保护田园。因此才有以Olmsted为代表的景观设计师(LandscapeArchitect而非Gardener)的出现,和景观设计学(LandscapeArchitecture而非Gardening);因此才有以倡导田园风光为主调的美国城市公园运动,和以保护自然原始美景为主导的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因此也才有霍华德那深得人心的田园城市和随后的田园郊区运动。
文明社会关于景观(风景)的态度经过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转变的轨迹从逃避可怖的大自然而向往壮丽的城市,到设计与炫耀理想的城市,并把乡村作为城市的延伸和未来发展的憧憬,进而发展到畏惧城市、背离城市,而把田园与郊野作为避难之所,从而在景观中隐隐地透出对自然田园的珍惜与怜爱。
城市中的红线栏杆、籓篱城墙、屋脊之高下、门窗之取向,农村的田埂边界、水渠堤堰,大地上的运河驰道、边境防线,无不是国与国,家与家和人与人之间长期竞争、交流和调和而取的短暂的平衡的的结果,即Jackson所谓的政治景观(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