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古玩字画线下现金交易

书法也是一样。从文学方面来看，不论书写的是诗是文、词汇的运用、事迹的叙述、思想感情的表达等，都能看出它的时代风格。另外书札行款格式和书画件幅也对鉴定书画有一定的帮助。

个人风格通常要比时代风格具体得多，艺术家的思想、性格、审美观、习惯甚至使用的工具都各有特点。作画时的运笔、线条、构图、人物相貌等无不反映出作者的个人风格特征。尤其是鉴定近现代的作品，由干时代相近，个人风格则尤其重要。“熟记画家一百八，书法家九十八”说的就是要了解历史文化，熟记历代书画家的姓名、字、号、别号，以及他们的经历和他们字、画的特征的道理。

古玩旧称“骨董”，零杂之义也。董其昌《骨董十三说》谓：“杂古器物不类者为类，名‘骨董’。故以食品杂烹之，曰‘骨董羹’；杂埋饭中蒸之，曰‘骨董饭’。”又谓“‘骨’者，所存过去之精华，如肉腐而骨存也‘；董’者，明晓也。‘骨董’云者，即明晓古人所遗之精华也。”或者又谓“‘骨董’云者，即古铜之转音。”然骨董非皆铜器，似亦不近情理。其余解释尚多，但均不圆通，总以零杂之义为切当。且有书作“古董”者，盖即古、骨同音之误也。然于义尚合，以古董所有多古物也。今人于此名词更另有解释，所谓古董者，即古代遗存珍奇物品之通称，久已失去原来零杂之含义矣。明时诸家记载，尚称“骨董”或“古董”。“古玩”，乃清季通行之名词，即古代文玩之简称也。按收藏为人类之天性，保古尊古亦为世人共有之美德，故无不以保存其先哲遗迹为盛事。惟中国文明早，名物之产生亦先。禹铸九鼎，三代争宝，是为中国保存古物之肇始。其后历代无不以保存前朝文物为要事。惟古玩以现存为限。中国文明虽始自黄帝，然人文之备实起自三代。三代之文艺产量虽多，乃自遭秦皇毁灭之后，一切无存。今日所能见到者，只有入土之铜器玉器而已，其他均不可得也。

秦汉人文尤进，名产亦多，铜玉各器仍能延续三代之遗韵向前迈进。故秦汉铜玉尚可与三代并称。至新兴文艺为数亦伙，特著者为文字上之开发。秦蒙恬之造笔，汉蔡伦之制纸，均为人文之大发明，虽今日原物无存，之所有确为原物之演递而来。至秦砖汉瓦，妇孺知宝；碑碣摩崖，士林同珍。盖数千年文字之变易，此为准绳。晋人书法为万世；南北朝之造像为后代艺术之胎原；唐代绘画之成功，砚石之开采，均为中国文艺史中之光荣事件。五代之季，虽兵荒马乱，然文艺仍能保持相当之进曰展。柴世宗高火度瓷器之成功，南唐李升元间拓帖之创制，均为人类之奇功，任何变易所不弁。能泯灭者。降及炎宋，国势虽极度不振，然各种文艺竟能极度发达，为中国文物之成功时期。如瓷器，玉器，铜器，漆器，书法，绘书，造纸，印书，无不尽善尽美，迄于大成。

故今日谈古玩者，均以宋产为高标的，精妙，正确。宋代以前者其真实精美之说，姑存之姑听之，正确与否至难分明也。元代有国甚暂，且北方民族不重文艺，故八十年间并无新产。朱明代兴，取法唐宋，极力恢宏文艺，虽未创生新意，然瓷器书画尚能与唐宋雁行，而宣德之炼铜、景泰之敷彩，允为明代文艺之特色。清则一切仿古，凡古人所有者无不设法仿制。且各朝帝王之热心提倡，全国臣民之努力效行，古迹之保存、新物之产生，在数量及质量上均有之成就。故今日市上所存古玩，清代产物总在半数之上。时代接近，保存较易，固其所宜产量之多、品质之妙，亦不为无因也。清末之市场，以宋器为优，明代所产可收可弃，视无重轻。民初以明器为贵，清器不在古列。今则洪宪之瓷，已为稀世之宝，其上者非特不可得，亦不可见矣。古物之销亡日甚，新品之产生无期，是古玩之与少乃必然之结果。有心人起而提倡之，光扬之，是固国人之所共馨香祝祷者。

在用笔和用墨方面，是中国字画造型的重要部分。用笔讲究粗细、疾缓、顿挫、转折、方圆等变化，以表现物体的质感，古人总结出了十八描的线条运用法。用墨讲究勾、皴、点、染互用，干、湿、浓、淡、黑合理调配。中国字画的用墨之妙，在于浓淡相生，浓处精彩而不滞，淡处灵秀而不晦，浓中有淡，淡中有浓，浓又有浓和次浓，淡又有稍淡和更淡，有灵活用笔的特色。如当代画家李苦禅画的墨荷,水墨淋漓,洒脱奔放。朱宣咸的红梅极其热烈、奔放、老辣、包容与大气磅礴的艺术风貌。中国字画与书法在工具及运笔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人早有“ 书画同源” 之说。但二者也存在着差异，书法运笔变化多端，尤其是草书，要胜过绘画，而绘画的用墨丰富多彩，又超过书法。笔墨二字被当作中国字画技法的总称，它不仅仅是塑造形象的手段，本身还具有立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