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很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还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高权利的集中者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逼真,康熙也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见《庸闲斋笔记》)。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
一件元人书画,一人看为假,旁人说它真,还不要紧,至少表现说假者眼光高,要求严。如一人说真,旁人说假,则显得说真者眼力弱,水平低,常致大吵一番。如属真理所在的大问题,或有真凭实据的宝贝,即争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则谁又愿生此气。
有一件旧仿褚遂良体写的大字 《阴符经》,有一位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从书法艺术上特别喜爱它。有人指出书艺虽高但未必果然出于褚手。老先生反问:"你说是谁写的呢?谁能写到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答不出,这件的书写权便判给了褚遂良。
杨新曾担任徐邦达先生工作助手6年之久,受徐先生教导尤多,影响更深。
清宫旧藏以书画铜瓷为大宗,15万件书画也成为今天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优势。从20世纪50-60年代,直至80年代,北京故宫所藏古书画先后经过徐邦达、张珩、启功等先生的鉴定,对这些书画的作者、流派、时代、内容等方面给予了客观的基本定位。其中徐邦达先生贡献尤多。杨新从徐邦达身上受到两方面教育:
一是学习徐先生对工作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杨新从徐邦达为故宫古书画藏品所建的档案资料中,深刻感受到先生的认真、严谨、细致:“在所立栏目中,除了登记其质地、尺寸、款字、来源等各项之外,还要对其收藏印鉴、题跋进行识别,对其内容、真伪、艺术等写出评语,查出文献的记载,后还有识真伪的结论等,实际是一次科研活动。先生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书画方面的陈列研究、编辑出版及对外交流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档案至今仍然在使用。”(杨新:《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
历代书画均有伪作,因而书画要通过鉴别来达到去伪存真。而学习书画鉴定的基础就是对一代代书画家及其作品都要有所了解,有的人觉得这实在是需要耗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学习,那有没有鉴定书画的小技巧呢?当然是有的,小编就在这儿为大家总结传统的书画鉴定技巧~收着别谢
书画历来反映着从帝王以至有产的爱好。这些收藏者为了对书画留下经过自己收藏的痕迹和欣赏者的寄情翰墨,往往在书画上印上自己的印章或加上题跋,或者再将书画的内容如尺寸、款识、印章、题跋等等详尽地作了记录,编成著录。这些书画从甲转到乙,从前代转到后代的递相流传,层出不穷地又在上面频添了多少印章或题跋以及著录书,使这些书画经历了多少年的沧桑,昭示了它的流传有绪。
《韩熙载夜宴图》卷 五代 顾闳中 宋摹本 局部
印章有两类,除了收藏印章之外,还有一种是书画作者自己的印章。通过这种多种印章来作决定。鉴别的主要依据是作家的印章,作家的印章真,说明了书画的可靠性,它亲切地在为自己的书画服务。收藏印章真,通过了流传的来证实书画的可靠性,一重,两重,书画本身的真实性,就稳如泰山了。
鉴别印章的办法是核对,怎样来核对?先把已经被承认是真的印章作为范本,与即将受鉴别的印章,从它的尺寸、篆法、笔划的曲折、肥瘦、白文或朱文来进行核对,要与范本的那方丝毫不爽这就是真的,如有出入,这就是伪。
《富春山居图》 元 黄公望 局部
《富春山居图》 元 黄公望 局部
题跋,虽然它也是依据之一,不过,凡是书画上并不都有,它不能如印章一样可以左右逢源地随时运用。题跋本身是书,而取以作证的在于它的文字内容,这些文字的内容,或者以诗歌来咏叹书画,或者以散文来评论书画,或者记述书画作者,或者评论前人的题跋的当否并对书画加以新的评价,它对鉴别也具有很大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