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江西鄱阳的 “云林画室” 造就了一批绘画人才,如黎竹庵,后来成为有名的画师,其瓷板画备受人们喜爱,还有人成为景德镇刻瓷名家,创出刻瓷特技。民国初期,饶州统税局局长缪某请黎勉亭刻袁世凯像献上,袁世凯大喜,令其入京授职,并雕刻像,其刻瓷作品应算袁世凯特制瓷的一部分。
“静远堂制” 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徐世昌的品,包括瓶、碗、杯、壶等,均模仿雍正粉彩精细的艺术风格。但也有观点认为 “静远堂制” 款瓷器是郭葆昌所制,徐世昌只是在北京见到过这种瓷器。“延庆楼制” 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曹锟的品,延庆楼是北京中南海的一座楼名,此款瓷器多为大瓶,故宫博物院现藏有 “延庆楼制” 款瓷器。
1915 年 12 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 “洪宪”,尽管其皇帝梦仅持续了 83 天,但却催生了一批在民国瓷器史上品质的仿古瓷 —— 洪宪瓷。
1916 年初,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郭葆昌出身古玩行,对瓷业有一定了解,且怀有振兴瓷业的志向,他到景德镇后,利用江西瓷业公司的实力,重金聘请原御器厂的各类高手,包括造型、上釉、绘画、填彩、焙烧等方面的名师,选用精良的瓷土、彩料和燃料,仿照雍乾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制作。为了烧制这批瓷器,袁世凯不惜工本,投入了 140 万大洋,折合白银约为一百万两。据郭葆昌的外孙马常先生回忆,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不过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但无论数量多少,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相当高昂,相比之下,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上交瓷器四到五万件,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三万两白银,由此可见洪宪瓷制作的程度。
这些 “居仁堂” 款瓷器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以及袁世凯自用,它们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华贵,又融入了民国时期的新风格,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例如粉彩山水三果双耳瓶,白地施彩,瓶口至肩部以及腹下部分饰青花图案,腹部绘山水人物图案,颈部饰耳,是典型的民国瓶类瓷器风格,但其釉质洁白无瑕,描绘入微,具备 “内庭恭造之式” 的品质,2005 年 12 月 12 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此瓶以 57.2 万元成交,创下了洪宪瓷的拍卖纪录。
洪宪瓷存世量,随着袁世凯的倒台,“洪宪瓷” 流散,成为瓷器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宝物,其收藏价值,不仅因其精美绝伦的工艺,更因其承载的特殊历史意义,是研究民国时期瓷器制作和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民国官窑瓷器仿古色彩较重,是中国仿古瓷历史上的高峰期之一,以仿历代名窑作品为主,尤其以仿清康、雍、乾三代的瓷器为常见。常见的有仿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青瓷,仿隋、唐、五代的白瓷,仿宋代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瓷,仿元代青花瓷,以及明清的青花、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及单色釉器。民国初期,景德镇的仿古瓷作坊遍布街头里弄,在南门码头的黄家洲还形成了仿古瓷集散地。这个时期大量的仿古瓷集中在仿明清各朝代的官窑瓷器上,多的要属康、雍、乾三朝的瓷器。
民国官窑瓷器的胎质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早期普遍较为粗松,相较于晚清更为明显,胎釉结合部常泛黄色,但也存在精细的瓷器,与晚清类似。例如一些 “洪宪瓷”,其胎质白润,这是因为在制作过程中选用了精良的瓷土,经过精细的加工和淘洗,使得胎质细腻洁白,且胎体相对较轻,呈现出玲珑轻巧的质感,有别于一般民窑瓷器的粗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