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岑在长期的花鸟画创作艺术生涯中,注重体验生活。为观察花鸟虫鱼的习性与动态,在宿舍门前设花坛种牡丹,庭院中养八哥、金鱼,同时还注重在文学、诗词、书法等方面的修养。他一生写了不少诗词,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还天天习写“石鼓”等碑帖,作扎实的基本功练习。他年轻时代的陶瓷艺术作品极其工细, 以工笔手法绘出的《雄鸡》《蝉》等花鸟草虫类瓷板画,画工精美,栩栩如生。中年以后学习吸收恽南田、任伯年等国画家没骨法兼工带写的技艺,所绘花鸟布局简洁,设色清雅,甜润华滋。香港艺术馆馆长朱锦鸾先生曾撰文评价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为“简洁利落,令人难忘”。刘雨岑瓷板画受潘勾宇的影响颇深,二者同属南宋花鸟画中“折枝技法”,皆善于“捕捉自然界里永恒的一刹那时空,把真、善、美凝结成画”。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刘雨岑艺术上的高峰期,他设计出的数十种日用瓷画面,被大量复制生产;绘制的陈设瓷作品,屡屡被《景德镇瓷器选集》、《中国陶瓷·景德镇彩绘瓷器》(中日合刊)等大型画册和全国多种报刊选载。1959年,刘雨岑荣膺陶瓷美术家称号并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历任中国美协江西分会副,景德镇陶瓷美协,江西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景德镇市政协副。他在60岁生日时,取号巧翁,希望能活过77岁,再图技艺变法,为陶瓷事业作出更多贡献。可惜这耿耿痴心,毁于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中。1969年,刘雨岑于批斗中精神失常、脑溢血突发辞世,时年65岁
刘雨岑瓷板画鉴定
三是刘氏画禽鸟的灵动性特点显著,精细之中不刻板,笔情墨趣颇足,又能较好地把握粉彩料色的肌理变化,用以表现禽鸟茸毛的质感。如20世纪40年代所画的《暖春图》,画面中心绘一窝小鸟嗷嗷待哺,鸟的茸毛惟妙惟肖。还有《竹篱麻雀图》中的三只落篱麻雀,顾盼生姿,以工笔手法表现得细微生动,意趣渺远,妙诣到。而模仿品的笔法稚嫩、潦草、浮躁。刘氏笔墨之精妙,绝非一般之人一朝一夕能刻意求得。如以模仿占占与扫中刘氏作品真迹对比,以上几点—睹自明。
从设色来看,一是花朵双勾填彩,敷色娇美鲜丽,叶子正侧疏密有变化,色彩丰富,勾勒挺劲;二是秀石以扁笔斧劈皴表现,敷染淡青,讲究冷暖;三是与主画面相配的数朵闲花、几片竹叶以及随风青草,总是略施淡彩,以求傅色典雅、清新、明净,达到轻拂丹青、以素净为贵的画境。而模仿品设色平板,染色少精妙层次变化,特别是色彩的冷暖过渡,不具渐次之微细变化。
刘雨岑的瓷画在取材、构图、设色上别具一格,把文人画风吸收进陶瓷艺术领域,整个作品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使陶瓷艺术作品从晚清陶瓷装饰的烦琐之中脱颖而出,成为有情趣、有生命、有新意的艺术品。特别是刘雨岑在粉彩技法上的革故鼎新,创立“水点技法”,直接用“玻璃白”点出花朵形象,然后以含色料的水笔加以点染,色彩浓淡自如,花头更显活泼自然,在粉彩花鸟艺术上产生了的影响。这种技法的创立,不仅是工艺技巧的创新,而且对粉彩花鸟艺术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即中国写意画扎实的功底,与粉彩陶瓷工艺技巧相结合的创新。对吸收任伯年、恽南田、新罗山人的清新画风来绘制粉彩陶瓷作品,“水点法”功不可没。他创研绘制的“黑叶描金牡丹瓶”、“黑叶描金四季瓷盘”、“黄雀薄胎瓷瓶”等瓷艺作品,有的参加了1 6国陶瓷展览,有的为故宫博物院收藏。
刘雨岑先后用过“刘玉城、刘雨城、刘雨岑”三个名字。从其作品分析和其子刘平先生回忆,“刘玉成”是刘氏父母所取原名,主要用于就读江西省立甲种陶瓷工业学校之前和就读期间;陶校毕业后到景德镇画瓷初期用“刘雨城”;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并用“刘雨城、刘雨岑”;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末期,只用“刘雨岑”。把握刘氏姓名沿用的年代,在鉴定其作品时,是断代的重要依据。
事实上,民国瓷板画在艺术市场中一直处于价值被低估的状态。但从近几年来“珠山八友”瓷板画的拍卖行情来看,其作品成交额呈逐年攀升的趋势。
2008年拍卖的王琦粉彩瓷板《渔翁图》以241.5万元成交;
2009年拍卖的王大凡一件《黄山四千仞》瓷板拍出780万元的;
而在2011年的嘉德春季拍卖会上,王大凡的粉彩瓷板画《禹王治水图》以920万元创个人成交纪录。
在不到数十年的时间里,“珠山八友”瓷板画的成交价格从几万元直线上升到几十万,甚至数百上千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