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民国官窑瓷器款识真品图片

专为袁世凯烧制 “洪宪瓷” 的郭葆昌致富后，收藏了大量古瓷，成为民国时期的陶瓷。他将家中所藏瓷器编成图谱《觯斋瓷乘》（郭葆昌别号觯斋主人），共 20 册，还著有《瓷器概说》《项子京历代名瓷谱识》等有关陶瓷的著作。郭葆昌病故后，所藏瓷器为其子女所有。文物王世襄先生怕这批珍贵瓷器散失，找到郭葆昌的子女。经周折，宋子文同意付给郭家十万美金，以 “捐献” 名义将这批瓷器收购。王世襄先生与周士庄先生对照《觯斋瓷乘》的照片及注明的尺寸，逐箱逐件清点后装回原箱，加贴故宫博物院封条。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为袁世凯 “洪宪” 年间制作，据说当时瓷工因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利用胆瓶造型及画面谐音寓意袁世凯 “胆小”，而瓶体化 “碧桃”。这件瓷器既有雍正粉彩的华美，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具有收藏价值。

清末，江西鄱阳的 “云林画室” 造就了一批绘画人才，如黎竹庵，后来成为有名的画师，其瓷板画备受人们喜爱，还有人成为景德镇刻瓷名家，创出刻瓷特技。民国初期，饶州统税局局长缪某请黎勉亭刻袁世凯像献上，袁世凯大喜，令其入京授职，并雕刻像，其刻瓷作品应算袁世凯特制瓷的一部分。

“静远堂制” 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徐世昌的品，包括瓶、碗、杯、壶等，均模仿雍正粉彩精细的艺术风格。但也有观点认为 “静远堂制” 款瓷器是郭葆昌所制，徐世昌只是在北京见到过这种瓷器。“延庆楼制” 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曹锟的品，延庆楼是北京中南海的一座楼名，此款瓷器多为大瓶，故宫博物院现藏有 “延庆楼制” 款瓷器。

1915 年 12 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 “洪宪”，尽管其皇帝梦仅持续了 83 天，但却催生了一批在民国瓷器史上品质的仿古瓷 —— 洪宪瓷。
1916 年初，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郭葆昌出身古玩行，对瓷业有一定了解，且怀有振兴瓷业的志向，他到景德镇后，利用江西瓷业公司的实力，重金聘请原御器厂的各类高手，包括造型、上釉、绘画、填彩、焙烧等方面的名师，选用精良的瓷土、彩料和燃料，仿照雍乾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制作。为了烧制这批瓷器，袁世凯不惜工本，投入了 140 万大洋，折合白银约为一百万两。据郭葆昌的外孙马常先生回忆，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不过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但无论数量多少，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相当高昂，相比之下，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上交瓷器四到五万件，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三万两白银，由此可见洪宪瓷制作的程度。

郭葆昌在景德镇督陶时，还为自己烧制了一批瓷器，署款有 “觯斋” 等。这批瓷器带有浓厚的文人趣味，以瓶类为主。器型雍容典雅，线条简洁，瓷绘以人物和花卉为主。花卉以疏淡为基调，着色清淡，布局疏朗，没有一般民国粉彩花卉的浮华浓艳之俗；人物多为高士图，姿态恬淡，表现出功成身退后隐逸的悠闲，体现了郭葆昌虽出身古董铺小学徒，但愿以文人自居的人生理想。

除了经济价值，民国官窑瓷器还具有特的艺术欣赏价值。这些瓷器的瓷绘精美，色彩丰富，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花卉图案，都展现出了画师们高超的技艺和特的艺术风格。如 “静远堂制” 款瓷器的单色釉，格调含蓄优美，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觯斋” 款瓷器的花卉着色清淡、布局疏朗，人物姿态恬淡，具有浓厚的文人趣味。此外，民国官窑瓷器的釉色也十分特，如洪宪瓷的珐琅彩，色彩明艳丰满，画面生动逼真，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些瓷器不仅是实用的器物，更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具有的艺术欣赏价值，为收藏者们所珍视。

到了民国晚期，由于工艺操作的机械化程度提高，坯胎变得整齐划一，厚薄均匀，切割，胎土细润，铁星减少。同时，窑炉和燃料的改进使器物受火均匀，胎土瓷化程度提高，不易变形，胎体坚致。如江西瓷业公司生产的部分瓷器，采用了机械制坯等工艺，其胎质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上手时能明显感觉到胎体的规整和坚致。
现代仿品的胎质往往坚密而生硬，分量或轻或重，与民国时期真品的胎质有明显差异。一些仿品为了追求重量上的相似，可能会在胎土中添加杂质，但这样会导致胎质的质感和色泽不自然，缺乏真品的细腻和温润。

郭葆昌的私款如 “觯斋”“觯斋主人”“郭世五”“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 等，其款识风格多样，有的简洁大方，有的则带有一定的个人印记和文化内涵。“觯斋” 二字的款识可能会采用篆书或楷书，篆书款识的线条婉转流畅，富有古朴的气息；楷书款识则更加规整清晰，体现了郭葆昌对瓷器的个人品味和艺术追求。

而现代仿品的款识往往在书写风格、字体结构、笔画粗细等方面存在破绽。有的仿品款识字迹模糊、笔画软弱无力，缺乏真品款识的神韵；有的则在字体的模仿上过于刻板，没有真品的自然流畅之感。此外，仿品的款识颜色和质地也可能与真品存在差异，真品的款识颜色通常深入胎骨，与釉面融合自然，而仿品的款识可能会浮于表面，颜色过于鲜艳或暗淡，容易被识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