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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书画，其内容包括辨真伪、明是非、评价值三个方面。
辨真伪，即鉴定作品的“真”和“假”；明是非，是对无款或误定乱题的书画进行断代、断人；评价值，就是全面鉴考一件书画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以便检选定级，分别保管。
辨真伪、明是非、评价值，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中，关键问题是辨真伪。
由于历代书画大都孤立流传，缺乏同存的东西可以参证；鉴定书画不仅要断代，而且要断人。历代书画家为数不少，每个书画家早、中、晚不同时期有不同风貌，即使是同一时期，绢本与纸本，精心之作与应酬之作，模古之作与自己之作，也往往有所不同；再加上书画作伪的历史久、地区广、花样多，大量伪品混杂在真迹之中。因此，下苦功，眼勤、手勤、脑勤，多学、多问、多记，才能逐步掌握鉴定书画的客观规律。

由于时代风格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它在艺坛上具有支配力量，任何书画家都要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举例来说，汉朝书法家陈遵，决不能写出楷书来，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楷书要到唐朝颜真卿、柳公权时代才完全摆脱隶意，真正确立。中国绘画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晋顾恺之，是六朝三大画家之一，可是从他的《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都是早期摹本）来看，人物画得不错，山水却很幼稚，画树像“伸臂布指”，画水则“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比例也不恰当。这并不奇怪，因为东晋顾恺之时代，山水画还没有成熟。再如唐朝晚期孙位《竹林七贤图》残卷（旧题《高逸图》卷），是现存国内的浙江古代画家中早一件珍品，人物描绘得非常生动，树石却并不高明，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时代风格的支配力量和制约作用，为我们鉴定书画创造了有利条件。只要我们把好时代风格关，大量伪品就在这道关口下露出了原形。
根据实践经验，时代风格既按朝代又不按朝代。唐以前传世作品绝少，且不谈它。宋以后大致上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段落：宋、元、明前期、明中期、明晚期、明末清初（崇祯至顺治年间）、康熙年间到乾隆年初、乾隆年初到嘉庆年间、道光年间、咸丰年间、同治年间到辛亥革命后、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1949年至今。
时代风格由各个时代书画家的个人风格汇总而成。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个人风格不能脱离时代风格，同时也看到书画家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明朝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唐朝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一变也，荆、关、董、巨（五代荆浩、关同、董源、巨然）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北宋两位画家）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南宋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珪）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元朝黄公望、王蒙）又一变也。”这里，既说明了山水画从唐代到元代几次重大变化，也指出了大小李、荆、关等14位画家在画风转变过程中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在现实生活中，签名盖章作为凭信的一种手段，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鉴定一件书画，辨认签名比印章更为重要。不少伪品，就在签名的笔法和书法艺术水平上过不了关。同时，还要留意书画家的签名习性，例如：元朝赵孟頫字子昂，他在书札上往往署名“孟頫”，绘画上常写“子昂”。元朝的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他们晚年常署别号，不写姓名。明朝文徵明早期署款“文壁”，后来才改为“文徵明”。董其昌字玄宰，晚年往往书法上署名“其昌”，绘画上常写玄宰。明末清初蓝瑛早期署款有时写“钱塘蓝瑛”，晚年则很少写出籍贯。近代吴昌硕早年署款“吴俊”，黄宾虹早期署名“滨虹”，潘天寿早期署名“天授”，等等。看一件书画，凡是违反本人签名习性的，就得考虑是否有伪造的可能性。审验签名，有时甚至可以作为判断真伪的主要依据。例如北宋书画家米芾的“芾”，下面是“巿”不是“市”，凡是写成“市”的都是伪品。曾见清初肖像画家禹之鼎人物轴，自署“金陵禹之鼎”。其实禹之鼎是广陵（江苏扬州）人，不是金陵（江苏南京）人，一字之差，真伪立判。当然，我们不能单凭签名来断真伪。例如前面提到的罗聘代笔金农自题的《梅花册》，不能因为签名真而就认为梅花也是金农所画。无款《临韩熙载夜宴图》卷，就是因为上面有唐伯虎亲笔题诗署款，而造成鉴定失误。

还有些经验，如“宋人用笔重，明人用笔轻”，元人“变实为虚”，“明代枯硬，清多柔靡”，等等。这些并非专指某一位具体书画家，而是前人从大量实物比较中概括提炼出来的心得体会。
初学书画鉴定的同志，对一些听了就懂的具体经验容易接受，对于概括性经验则感到难以捉摸，这是可以理解的。根据我的体会，鉴定一件书画，概括性经验比具体经验更为重要。特别在浙江，碰到的大量是三以来的书画，书法上受董其昌影响的作品为数不少，绘画上“家家一峰，人人大痴”“南沿石谷，北仿麓台”的作品更是大量存在。你要分辨出这是乾隆以前的，那是乾隆以后的，具体经验收效甚微，主要靠概括性经验。例如明末清初人写出来的字往往气势磅礴，清朝前期的书法，受馆阁体影响，就显得格局拘谨；明末清初武林画派格调苍劲雄健，清朝道光年间的绘画风貌清逸隽秀，味道是不大相同的。老太太看越剧，听得多了，能够分辨出这位唱得好，味道厚；那位唱得差，味道薄，甚至还能辨出各种唱腔的流派。书画和戏曲都不能吃，但确是各有种种的味道，这些味道并不抽象，而是从多看多比较中得出来的，学习鉴定书画并无捷径可走，我们要在“鉴”字上狠下功夫，经过反复比较，头脑里自然而然就有了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样板”，有了“样板”，就能鉴别。

除了“鉴”以外，有时为了辨真伪，还得借助于书画家传记、书画著录、有关诗文、历史知识、衣冠制度等作必要的考证。我曾先后见过两本一模一样的明朝徐渭写的《金刚经册》，署款：“万历二年岁在癸酉夏六月六日弟子文长徐渭奉母命沐手敬书。”稍加考证，漏洞百出。万历二年干支是“甲戌”，不是“癸酉”；徐渭十四岁时嫡母卒，四十八岁时生母卒，万历二年徐渭已五十二岁，嫡母、生母早已去世，岂有再“奉母命沐手敬书”的道理。当然，也有可能徐渭遵照嫡母或生母在世时嘱咐而写，但根据时代风格、个人风格以及印章、纸质等来判断，这两本字册肯定是伪品，或即是绍兴本地区的假货——“绍片”。又见清朝初年画家萧云从山水册，自题作于康熙戊午，而萧云从死于清朝康熙十二年，戊午是康熙十七年，绝不可能死后五年再爬起来作画。书画家的生卒年代，对于鉴定书画真伪非常有用，但要注意：一是史传的可靠性。就浙江历代画家而论，王冕、陈洪绶、金农、钱杜、费丹旭、任熊、任颐等，或生年，或卒年，不少史书记载有错误。二要考虑书画家本人有写错干支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孤立地认为干支写错，书画必伪，要善于用联系的观点，多方面进行审查，有了把握，再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