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粉红地珐瑯彩开光花卉盌《康熙御制》红料款

嫣绯金炼
亨利奈特典藏珐瑯彩盌
康蕊君
点石成金之求，亘古已有，无分中外，从不乏大力兴贊者，然谁又以化金冶炼为旨，誓要制成千金不换之品？罕也。亨利奈特典藏粉红地珐瑯彩盌，绯红色以金炼，上有嗜新之君、下有技绝之臣，缺一不可，方可成此佳器，炼彩绘图，无不，堪称康熙年间之创新御作。

康熙皇帝品德出众，秉性好学，积极务实，思想前卫，对科学态度开放，且广任贤能，招揽敏思之仕、巧手之匠，身世不拘。又力兴御作，紫禁城内设作坊，造就宫廷画家、艺匠，联同欧洲传教士，通力合作，地利人和，为时虽短，却为文艺发展迎来新姿，成就前所未见，制有此般雅器，别开生面，启珐瑯彩瓷先河。

普天之下，燃石炼金者，多有长生之求。在中国，黄金有「紫艷」之誉，早至汉朝已为人所珍，尔后也有「紫金」之属，或乃带紫调之金铜合金，广受惜重。1 炼化而成之类金器，多含少量真金，火煅而成，更显祥祯，较之真金，又胜一筹。以金炼色紫，中国哲者、术士古已悉之，钻研自然科学者也谙其法，秘奥却未及外传至艺匠画师。

早至罗马帝国晚期，西方已有以金制红玻璃之技，利用胶体金（colloidal gold）发色，即把奈米金粒子悬浮于液体之中，粒子形状、大小不同，所呈紫红也略异。1684年，老安德烈．卡西乌斯（Andreas Cassius the elder，1673年卒）发表以金发红之技，是以该色又称「卡西乌斯紫（purple of Cassius）」。然须待至1716年，德国玻璃工艺兼冶金家约翰．孔克尔（Johann Kunckel，1630年代至1703年）出版专书，以金制红之法才多为人识、广受採纳。当时在欧洲，意、德、法国之炼金术士纷纷钻研金属嬗变，又力以金制宝石红玻璃。此时于大清帝国，康熙帝临朝天下，西洋传教士积极引入科学新知及舶来材料，以讨君心。

康熙皇帝于紫禁城内、毗邻寝宫之地，不厌嘈杂、秽气、尘埃，不顾祝融之虑，大胆设立御作坊，以便亲督科学试验，品评御器制作。清帝为兴艺作，且重任西洋传教士，对他们进宫之宗教目的，不以为意。

1680年代，法国路易十四（1643-1715年间在位）与满清康熙帝建交，以珐瑯器作赠，康熙帝甚珍之，遂邀欧洲玻璃及珐瑯艺匠赴华供职。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造办处正式设立十四作坊，其中包括珐瑯作（原写珐琅，又称法蓝，与舶来洋彩相关），三十五年（1696年）又设立玻璃厂。2 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年）在五十五年（1716年）的书信中指，随著欧洲科技的传入，以及宫中欧洲画师的协助，画珐瑯之作虽仍稚嫩，却有小成。3 五十八年（1719 年），「会烧珐瑯技艺」法藉传教士陈忠信（Jean-Baptiste Gravereau，1690-1762年）进入宫廷画珐瑯，然康熙皇帝对其艺不甚满意。

江西景德镇瓷胎画彩之技，早已炉火纯青，但清宫珐瑯作并非建基于此，御作内，同制铜、料、瓷胎器，建坊之初便让洋人绘彩，当时欧洲珐瑯彩器方才始兴，来华入宫者或从未绘瓷，遂感瓷面光滑难以著色，改以宜兴陶器为胎，且向景德镇订烧局部不施釉药或全素瓷胎，遣送京司上彩，以制新品悦君心。此盌除外壁与足墙外留涩胎，余皆罩釉，必属特定为珐瑯作订烧之品。

欧洲珐瑯或清宫玻璃作坊特制之珐瑯釉彩，与当时景德镇之五彩大相迳庭，其中尤以自欧洲引入之紫红与铅白为新，前者以金发色，胶体金炼成的紫红，浓艷透亮。清宫玻璃作坊为制掐丝珐瑯，早有以砷酸铅炼成白彩之技，但至康熙之时，叠施为彩，掺于其他彩料，乳化不透，成就粉调柔色。

清宫成功烧制金红彩之雏例，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折枝莲纹瓶，以及区百龄藏牡丹图三足炉，两者瓷胎皆出景德镇，通体素胎无釉。故宫藏瓶底刻御制款，收录于《故宫珍藏康雍乾瓷器图录》，香港，1989年，页98，图版81。区氏藏炉涩底则以蓝料书款，1976年7月6日于伦敦苏富比拍出，编号170，图载于《Chinese Ceramics.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3-2003》封面，香港，2004年。

康熙珐瑯作，设坊紫禁城内，规模有限，烧制时间仅只数年。初作彩瓷构思不一、绘饰各异，因此所用彩料，每每斟酌调制，然未几已见沿袭因循，多施鲜黄、绀蓝、金紫为地，绘艷华彩葩，其他色地之珐瑯彩瓷甚为稀见。

此盌所施金粉红彩，在康熙珐瑯彩瓷中尤为珍罕特。如斯神品，举世，然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粉红地开光花卉盌，佈局、色调，皆与此匹配，如出一辙，然所绘花卉搭配各异，二盌彷若弟兄手足。该盌屡见载录，早现于《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艺术学院，伦敦，1935-36年，编号2154，近又展于《神笔丹青－郎世宁来华三》，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2015年，编号I-19（图一）。

以胶体金炼成之紫红、胭脂红或艷紫，晶莹剔透，然如两盌上之粉红，色若桃绯，须以铅白掺金红方成，多用于朵花渲染，或细部点缀，如此平涂敷色、密铺为地，极罕也，除上述二盌外只得一例（见下文）。两盌敷粉红，配以密涂松石绿彩之花式开光，清新悦目。然二器之同，于此。二盌所用彩料，虽应同时斟量调造，却似分别由两名画师同坊并绘，非一人作。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盌，四面开光绘牡丹、池莲、秋菊，以及寒梅山茶，刚好是春夏秋冬四季朵妍，风格与传统工笔花卉一致，应出自中国画师之手。加上梅花式开光，恰似园林洞门花窗，窗外门后别有天地。惟四屏开光之间，罕饰黄褐色烟叶，渗异国情韵，暗示一缕西风东渐来。

相较之下，奈特旧藏盌上所绘，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笔意，尤溢洋韵。四面开光分别画水仙伴月季、朱槿与小黄花（或为毛茛）、悬铃百合配虞美人，还有玫瑰和栀子花，其花开时节虽异，排列却不拘泥四季，组合亦非凡脱俗，蓝天娇蕊，更是传统绘画中前所未见的。此盌开光之间，绿彩绘卷枝，下萌小蓝花蕾，俯瞰宝相番花，蕊呈橙黄瓣桃红，与中国传统装饰图案截然不同。

此珐瑯彩盌上所饰雅致细腻，花式开光之间，加缀蓝彩洋菊，尤为特。俯首洋菊，妙採仰视短缩之法（foreshortening），配合梅花形开光，让人不禁持盌手中，缓缓转动，逐寸清赏画师精心佈局。欧洲来华科学家与画师，引入平面透视之法，乃中国前所未见。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1688-1766年）入京职宫廷画师，笔下作品偶见相类绀蓝洋菊，姿态不一，掩仰有致，例如〈万寿长春〉前景瑞芝旁，或〈画锦春图〉锦鸡身下，皆绘有小蓝菊，见《神笔丹青》，前述出处，编号I-06（图二）及V-02。康熙帝曾诏令郎世宁与马国贤供职珐瑯作，并为西洋珐瑯画师准备画稿。4 相类蓝色洋菊，也有见于早期清宫御制宜兴胎画珐瑯器之上，参考《清宫中珐瑯彩瓷特展》，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1992年，编号10及11。

花窗内，朵朵娇妍组合并绘，笔意或受启于当时的花卉图鑑，其中要数德国自然科学家玛丽亚．西碧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 ，1647-1717年）笔下所绘，秀雅清朗，且极富教育价值，欧洲，广受临摹，傲领同代装饰艺术潮流。

此盌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纹饰皆见洋风，施艺创新，，且以红料书款，可悉当时尚未受后来蓝款法规所限，也未见因循拘谨，应属康熙年间珐瑯作早期御瓷。此盌年代虽早，却又胎佳色雅，艺技，远胜试验雏例，极其珍罕。

早期雏品，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粉白地花卉浅盌，没骨绘大朵玫瑰、牵牛、雏菊，甚具西风，其红菊形态又与此盌上蓝菊近，却略嫌稚拙，底署「康熙御制」红料宋体款，图见《神笔丹青》，前述出处，编号I-14。余佩瑾在故宫图录中指，粉白地花卉浅盌「令人联想到或许和西洋技法有关」，认为乃马国贤信中指曾和郎世宁参与画珐瑯的佐证。其他实验例子还包括一紫地开光花卉浅盌，器形与前者类，但紫彩烧制掌握不当，色调沉郁，图见施静菲、冯明珠及谢镇鸿，《日月光华：清宫画珐瑯》，台北，2012年，图15，同书并载上述粉白地浅盌（图16）及铜胎紫地花卉浅盌（图17），后者紫彩表面也有欠平整。

在康熙铜胎或料胎画珐瑯器上，鲜有著金紫红或金粉红为地者，仅见一「康熙御制」款料胎小盃，以金紫红为地，饰花卉开光，原属芭芭拉．赫顿所珍，图载于莫士撝，《御制》，香港，1976年，图版33，曾先后售于伦敦苏富比1971年7月6日，编号384、香港苏富比1982年5月19日，编号384及1989年11月15日，编号557。

除此盌及台北故宫所藏，饰类同金粉红色地者，据录仅止一器，绘以团花，较形规范约束，底以蓝料署年款，先后为大维德爵士、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及香港徐氏艺术馆所藏，曾两度于伦敦苏富比拍出，1961年12月5日，编号39及1976年5月12/13日，编号363，后于1989年5月16日再于香港苏富比易手，编号85，并收录于《香港苏富比二十週年》，香港，1993年，图版214。

红彩仗金料发色，但珐瑯彩瓷鲜施金彩为地，仅有日内瓦鲍氏珍藏两件金地缠枝花卉纹盌，华葩纵艷，略显拘谨，载于 John Ayers，《Chinese Ceramics in the Baur Collection》，日内瓦，1999年，卷2，图版162及164。

早于1935-1936年，中国遣送数件康熙珐瑯彩瓷参与伦敦艺术学院展览，当中包括上述现存台北故宫之粉红地四季花卉盌，好让西方一窥康熙彩瓷珍貌。然至六十、七十年代，有学者质疑此批珐瑯彩瓷之年代，以为康熙年间无法烧造如此技精艺绝之品。如 Margaret Medley 在1976年出版的著作《The Chinese Potter》中指，据其技术、风格，判断这批瓷器没可能烧成于康熙一朝，认为它们早出现的时间极有可能为十八世纪末（牛津，1976年，页249）。待至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献资料出版，如1986年由蔡和璧编纂的《清康雍乾名瓷特展目录》，清楚陈列康熙珐瑯彩瓷质之优、饰之美，始为其年代平反。

此盌原属亨利奈特典藏，他明辨善鑑，自1930年始，直至1971年辞世为止，蒐珍集宝，雅蓄中国陶瓷及工艺品，主攻明清瓷器，多购自伦敦艺商 Bluett & Sons。Roger Bluett 曾说，亨利奈特所藏十八世纪瓷器，或冠绝欧洲，并存高古佳器，尤是难得，并指奈特常乐道是 Bluett 先翁劝导购藏中国瓷器，「家父洞悉先机，早言中国瓷器盛世指日可待」。5

1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卷5：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第2部分：Spagyrical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Magisteries of Gold and Immortality，剑桥，1974年，页70及页257-66。
2 施静菲，〈A Recor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Art Form: The Unique Collection of ‘Painted Enamels’ at the Qing Court〉，《Collections and Concepts》，卷7，2005年，页 5-6。
3 George Loehr，〈Missionary-Artists at the Manchu Court〉，《东方陶瓷学会汇刊》，卷34，1962-63年，页 55。
4 Loehr，前述出处，页 51。
5 Roy Davids 及 Dominic Jellinek，《Provenance. Collectors, Dealers and Scholars: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Great Haseley，2011年，页 276，转载《Arts of Asia》，卷10，编号6，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