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转口物流规避贸易反倾销税联系人

我国反规避调查立法执法现状

1、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WTO反倾销协定、反补贴协定均没有对规避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行为做出
具体规定。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也没有对反规避做出明确的操作性规定。提起反规避调查申请、发起反规避调查均无章可循。所以，制定规避与反规避的规则是当务之急。
2、调查取证困难。在对规避行为进行调查取证时，要取得规避行为的肯定性证据无疑难度是相当大的。在实践中非常棘手。所以，在提供证据方面采取何种标准，值得考虑。
3、原产地认定问题。《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与其前身相比，规定更为具体、明确。但在货物原产地认定的量化标准方面，规定仍显不足。而在反规避调查中，用一个量化的标准来衡量是否存在规避行为。这些标准应由规避与反规避的规则予以详细规定。

国际反规避调查发展现状

目前，从全球反规避立法的整体框架来看，基本可分为三大体系:《邓克尔草案》体系;美国反规避法体系;欧盟反规避法体系。
1、尚未成为世贸组织规则的《邓克尔草案》。1991年12月“乌拉圭回合”谈判总协调人邓克尔提出一项关于GATT反倾销守则的后协议草案，即邓克尔草案。该草案在吸收欧美反倾销法经验的基础上，订立了反规避条款，主要包括两种形式的反倾销规避行为:(1)进口国组装规避反倾销税;(2)通过第三国规避反倾销税。由于该草案与欧美提出的草案差距很大，同时由于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的反对，该草案终没能被纳入世贸组织规则，但它对各国反规避立法和国际反规避规则的制订起着指导作用。

美国反规避法的发展。美国的反规避条款主要存在于《关税法》和《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法》。其规定的规避行为主要包括:(1)美国装配或完成作业。在进口组装产品为反倾销税令所涉及的货物的同类或同种货物的情况下，将在美国组装的进口零部件包含在反倾销调查范围中。条件是产品在美国增值很少。(2)第三国装配或完成作业。条件是在美国增值很少，在决定是否应将反倾销税令适用于来自第三国进口的货品时，美国商务部应看外国生产商是否有联系、贸易的方式以及税令后来自第三国的进口货品是否增加。(3)轻度程度的改变。是指外国生产商对货物的形式或外观在很小的方面作出改变以规避已公布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令的行为。(4)后开发产品。后开发产品是否属于现存反倾销税令的范围时，考虑原产品与后开发产品在总的物理特征、终购买者的预期、终用途、贸易渠道、广告和展示等方面是否相同或相似。(5)“相当于销售的租赁”行为。为逃避反倾销税，一些涉及大额资本的产品如电力设备、机器工具及建筑设备等的
出口商，通过以优惠的租赁条件向进口国出租此类产品，从而达到实质向进口国出口产品的目的。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规避行为。

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外提起的对华反规避案件数量的逐年增加，我国企业出口在国际竞争中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甚至受到被驱除国际市场的严重威胁。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直面接踵而至的严峻挑战，深入研究倾销的规避与反规避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与必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的冲击下，随着关贸总协定下的多边贸易谈判的不断发展，各国的关税逐渐降低，出口商为了增加其竞争能力，也有意将产品倾销到进口国。与此相应的是，各国又纷纷通过征收反倾销税等贸易保护措施抵消国际贸易中倾销行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便为本国的国内工业提供持续有效的救济。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出口商往往是通过生产方式和贸易方式的改变来减少或避免被征收反倾销税。诸如此类的规避行为使各国及WTO反倾销法的目的无法实现。在国际贸易的制度实践中，各国又开始了反倾销法的立法尝试，并且为了维护反倾销法的有效作用，各国也持续性的关注立法的实际效果并及时修订反倾销的相关法律规范，增加了反规避条款的特别规定，以期通过法定的措施对此类规避行为进行限制或制裁。 从世界范围看，制定反规避法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

配额问题和国外反倾销问题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两大拦路虎。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国外进口商在进口此类中国产品时，进口成本包含配额费或者进口环节的反倾销税额。
      相对于中国出口商而言，中国出口商在出口此类产品时，受到了出口数量的额度限制，增加了配额成本或者是由于进口税率的提高，削弱了此类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与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中国产品在许多国家的进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然而，许多国家出于保护民族工业的目的，不断起诉中国出口商品具有“倾销行为”，并通过立法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如近欧美等西方主要经济国家对中国家具开征“反倾销”关税。面对这种日趋严重的局面，要求我们采取正确有效的节税措施，避免不公平的“反倾销税”的迫害。我们认为，避免反倾销税应从第三国转口贸易合理规避下手，既能节省成本又能合理规避